专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我国已进入人口“零增长”时代 建议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每经记者 张蕊    每经编辑 陈星    

2021年我国人口数据引发广泛关注。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人。其中，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净增长48万，自然增长率是0.34‰。

人口净增长仅48万，这一数据创了60年来的最低。不少人担心2022年中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中国人口增长乏力的原因是什么？今年人口是否会出现负增长？如何扭转人口下跌趋势？

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陆杰华坦言，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形势十分紧迫，建议全面放开生育限制，鼓励生育。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国进入人口“零增长”时代

NBD：2021年，我国人口净增长仅48万，为60年来最低。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陆杰华：48万相对于全国14.13亿人口来说，的确是非常少的，预示着我国人口进入了“零增长”时代。

当然，目前我们对“零增长”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零增长”不一定是增长必须为零，很低水平的正增长也可以视为“零增长”。它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不能只看一年的情况，而要看若干年的波动情况。

结合我国总人口体量来看，应该说我们已经处于人口“零增长”时代了。未来几年，如果出生人数不剧烈下滑，我们有可能处在“零增长”的波动范围内。

NBD：您认为造成我国人口增长乏力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陆杰华：最主要的还是生育维度的问题。首先是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生育水平总体快速下降，近几年下降速度更快。过去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大约是1.8或1.6左右，但是2020年已经降到1.3，这是以前我们没有想到的。

其次，生育水平其实突出反映了生育意愿。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意愿相对50后、60后、70后更低。

第三是适婚人群的规模和比例都在下降，这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以前我国适婚人群保持一个很大的体量和很高的比例，这就会带来生育总量的增长和水平的上升。但现在适婚人群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下降，这直接导致生育总量下降。

第四个原因很重要，2016年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政策效果不及预期。我们还在按照传统的人口学理论去理解，但其实今天生育主体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比我们想象的低很多。去年提出了“三孩”政策，还要看今年的政策效果如何。

要建构与人口负增长相匹配的制度

NBD：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不少人认为2022年出生人口跌破千万是大概率事件，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您怎么看？您认为中国何时会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陆杰华：人口是否出现负增长与出生人口是否跌破1000万没有关系，而是要看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之差。如果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为正，就是正增长，反之就是负增长。

所以出生人口是否跌破1000万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死亡人数是否大于出生人数，这个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2022年我国是否进入人口负增长，这要看生育政策的实施会不会推动生育率回升。在之前几十年的实际国情下，我们认为人口越少越好，但从新时期的国情看，适度的人口规模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但我个人认为，单纯的“三孩”政策促进生育率大幅度回升可能不太现实，毕竟制约生育水平下降的因素主要是不敢生、不想生、不愿生，这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实施。

如果鼓励生育的政策乏力，我们可能会进入人口负增长，但不会是特别明显的负增长，毕竟人口形势的变化有其一定的规律性。

因此，2022年或者未来几年，我们有可能在人口“零增长”的范围内波动，但迟早会进入人口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毕竟有些省份已经进入负增长区间了，它就是一个缩影。

从这个层面上讲，要建构与人口负增长相匹配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是很重要的。

人口下跌趋势无法从根本上扭转

NBD：要扭转人口下跌的趋势，您有哪些针对性建议？

陆杰华：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扭转不太可能，现在应该做的是怎么减缓下降趋势，使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从容应对由此带来的各种挑战，同时改变理念，做好制度安排，避免被动应对。

具体而言，我认为可以从几方面来做。首先，对居民来说，放开“三孩”还不够，应该全面放开，因为也有部分家庭有生育“四孩”“五孩”的意愿，应鼓励家庭按照自己的意愿生育，这是面对新的人口国情要改变的观念。

其次，对政府来说，要适应老龄化社会，适应人口进入“零增长”时代甚至负增长时代这样一个新的人口形态。要研究在新的形态下，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要素的要求。政府要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去适应，要改变过去制度设定主要考量传统年轻化社会、成年化社会的思维。

比如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要在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上下功夫，要为老年人有品质的生活提供保障；在教育、社保、护理、养老等资源配置上，在延迟退休等方面都还需要各种制度安排。这样才能释放人口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才能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因为人口变化已经处于新局面，发展方式要做改变。以前我国经济发展靠的是劳动密集型、数量型的人口红利，下一步可能要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从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这样才能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当前人口形势紧迫但不应恐慌

NBD：您如何评价我国目前面临的人口形势？我们是否已经到了需要靠增发货币建立生育基金来应对人口形势变化的时刻？

陆杰华：这种提法其实比较绝对，是希望通过经济杠杆来促进生育水平回升，但实际上生育水平的回升或者对人口形势变化的应对是综合性的，不完全靠经济。

今天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既有年轻人生育成本的问题，也有文化层面的原因，以及婚恋观念的改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很多人已经不认为孩子是自己今后养老的唯一或者重要保障。

所以我认为下一步人口发展的思路首先是稳总量。稳总量是很重要的人口发展策略，就是要保证人口总量不能下降太快。走向现代化强国，人口总量很重要，这是国家竞争力的一个体现。

其次是调结构，就是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要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不能使老年人口上升太快，少儿人口下降太快，也就是要解决少子化和老龄化两个突出问题，从而能为劳动力人口提供支撑。

第三是化风险，从长远来看，人口衰减是趋势性的，不仅在中国，其他国家也会面临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有很多风险点，比如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人口红利逐渐缩小等，这些风险都应该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去延缓，要有风险意识。

最后是促均衡，使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内部均衡，这样我们才能不断走向人力资源强国，在世界范围内彰显中国的人口实力。

NBD：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非常紧迫地采取一些举措促进人口数量增加？

陆杰华：确实特别紧迫，对于当前的人口形势要有紧迫感，但是不应该过于恐慌，要从容应对，以这种紧迫感倒逼相关制度的改革。这样才能争取时间减缓人口下跌的趋势。“00后”适婚人口规模还在下降，如果现在没有紧迫感，很难减缓将来的趋势。

当然，改革需要一定的决心，要有一定的毅力，同时还要有智慧，用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面临的一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