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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券商老总也讨薪?因任职期间公司利润下滑,国都证券前总经理639万奖金被拖欠!一审、二审判决来了……

每日经济新闻 2021-06-11 19:09:57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两点:一是常喆是否应领取2015年、2016年的递延未支付部分及2017年的绩效奖金。二是常喆2017年应领取绩效奖金的数额。

每经记者 陈晨    每经编辑 何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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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券商总经理在职期间,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造成巨大风险和损失,公司决定不予支付其相应绩效奖金,而这也引发了一场官司。

今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国都证券与常喆的劳动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国都证券认为,常喆在任总经理期间,国都证券于2015年、2016年期间以自有资金参与设立的7只产品截至2021年3月31日给公司造成损失约为3.44亿元。另外,自有资金参与次级资管产品,在2019年也计提预计负债约0.55亿元。

当然,常喆对公司发生的损失均由自己承担并不认可,一审、二审法院也均判决国都证券败诉。

总经理任职期间致亏损 国都证券不予支付部分绩效

常喆2001年12月28日入职国都证券,先后任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职务,负责公司管理与业务开展;2016年4月2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又返聘至2018年11月30日继续任国都证券总经理。

国都证券称,2015年~2016年期间,常喆担任公司总经理,对公司生产经营负责。2015年~2017年期间,公司自有资金投资8只资管产品,而这8只产品在2017年风险全面爆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国都证券在二审提供证据以证明,在常喆主持下,国都证券于2015年、2016年期间设立的7只产品截至2021年3月31日给公司造成损失约为3.44亿元。

此外,国都证券还表示,2018年公司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除市场因素外,亏损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历史风险爆发。即2017年10月,常喆任总经理期间,公司投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发行的睿致9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次级份额1.4亿元,2018年该信托计划持有的多只债券出现违约情况致使次级份额期末净值下跌幅度超50%,预期将继续下跌。据悉,依据会计政策,国都证券2019年度计提预计负债0.55亿元。

因此,国都证券认为,董事会决定不支付常喆的递延奖金未支付的部分及2017年绩效奖金不违反法律规定。记者了解到,常喆2015年度绩效奖金税前为540万元,2016年已支付60%,递延三年等额支付剩余40%,2019年应支付第三年的递延部分72万元未支付。2016年度绩效奖金为400万元,2017已支付60%,递延三年等额支付剩余40%,至今未支付。

常喆反驳表示不予认可

当然,常喆并不认可国都证券的上述表述。他表示,前述8只产品恰恰在2015年、2016年给公司财务部自有资金赚到了钱。另外,常喆称,2017年担任总经理期间出色完成了绩效考核的指标,完成了经股东会批准的、董事会下达的2017年度公司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即2017年的绩效考核指标,创造了历史最高的成绩。

此外,他还表示,2018年公司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与自己无关。常喆称,2018年1月1日~6月5日期间,自己任公司总经理,但应公司要求不实际履行总经理职责。6月5日之后公司的董事会批准自己辞去总经理职务,2018年11月30日正式离开公司。公司在2018年的经营状况与自己无关。

在常喆看来,2017年底之前他任总经理期间,是按两个决策委员会章程和制度及投资流程来进行投资决策的,按议事规则集体决策,并不是由一个人决策。2018年公司结构不完善,被证券监管部门扣分和处罚,个别高管被涉案调查。公司出现经营不善,是导致2018年公司亏损的根本原因。

同时,常喆也强调称,2018年一开始,公司管理班子没有做市场分析,没有对出现的风险及时止损。睿致97号产品预期继续下跌是来源自己离任后的审计报告,现在下结论没有依据。因此,常喆认为,公司的投资事项都是集体决策完成的,若出现风险应由委员会进行止损操作,2018年的投资风险全归因于自己没有依据。

一审、二审均判国都证券败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两点:一是常喆是否应领取2015年、2016年的递延未支付部分及2017年的绩效奖金。二是常喆2017年应领取绩效奖金的数额。

对于第一点,一审法院表示,公司2017年年报认为,2017年常喆任总经理期间,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加强风险防范,依法合规经营……,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正增长,为国都证券赢得了净利润7.4亿元,由此证明国都证券对常喆任公司总经理履职期间取得的成绩作出了肯定。常喆任公司总经理期间,公司作出的投资都是经过国都证券召开产品与业务审核委员会集体进行投票决策的结果,且每位委员都在请示报告上表决并签字。此外,虽然公司2018年亏损,但是2018年年报并未认定公司亏损就是因为上述产品出现风险所致。

一审法院进一步称,若国都证券亏损确系上述产品出现风险所致,但国都证券在发放2017年的绩效奖金时,并未对参与上述产品投票决策的产品与业务审核委员会的委员中任何人进行追责,相反产品与业务审核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递延奖金及2017年的绩效奖金,只有常喆未领取到。

对于第二点常喆2017年应领取绩效奖金的数额,一审法院称,法院多次要求国都证券对常喆计算的2017年的绩效奖金数额进行核实,国都证券均以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未作决定为由拒绝核实。故国都证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常喆计算的方法予以采信,法院经计算同时参照前三年常喆的绩效奖金数额,国都证券应支付常喆2017年的奖金407万元。

最后,一审法院决定,国都证券应支付常喆2015年度高管奖金2019年递延未支付部分72万元;支付常喆2016年度高管奖金2018年、2019年及2020年递延未支付部分160万元;支付常喆2017年度高管奖金407万元。

对于一审判决,国都证券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表示,国都证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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