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000亿起跑，太原冲击“万亿俱乐部”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杨欢

图片来源：太原发布

尽管已经过了唯GDP的时代，但对于大众而言，万亿级城市仍是中国城市的标杆，亦是经济实力的象征。

日前，太原市长张新伟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到“十四五”末，经济总量奋力向万亿元规模迈进。虽然只是点到为止，但对于2020年GDP刚到4153.25亿元的太原，言及“万亿”就足够引起关注。

回顾近年来太原的经济表现，多少有些不尽人意：从总量上看，中部六省会中，随着合肥突破万亿大关，只剩下经济体量五千亿级的南昌与太原作伴；从增速上看，太原去年2.6%的增速甚至不及与其同处4000亿量级的贵阳、南宁等西部省会城市。

也因此，有人担心太原的万亿目标为时过早，步子迈得太大。

不过在经历了年初“万亿俱乐部”最大规模的扩围潮后，“准万亿城市”已经出现明显断档，后续城市中除了只差“临门一脚”的东莞，紧邻其后的已是7000亿级别的城市。

考虑到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不少城市选择跳起摸高，太原这一目标并不算突兀。只是从4000亿起跑，太原要如何补足差距，实现目标？

此前城市进化论不完全统计提及万亿目标的城市名单

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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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乏力，称得上是太原的“老大难”问题。

比较6座中部省会最近5年的GDP增速，除2018年突增至首位外，太原基本上都处于靠后的位置。本就是中部省会的GDP洼地，低增速使太原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城市间的差距。

若再往前看，太原的低增长源自一段持续数年的“跌落期”。

2009年，太原GDP增速从前年的8.1%陡降至2.6%，开启了落后的6年。在其他中部城市增速普遍高于12%的情况下，太原的增速在后一年仅回到了11%，并始终徘徊在10%上下。直到2014年，再次跌至3.3%。

对于2014年的失速，时任市长耿彦波甚至在当年的太原经济工作会议上直言，“这是一份令人惭愧的成绩单，省会城市不能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成绩单。”

太原何以至此？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太原是被一度爆发的煤炭产业所反噬。作为少有的资源型省会城市，太原曾在煤炭的黄金十年下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上看，2002年后，太原的GDP增速多次上升至中部城市首位。

如今看来，煤炭带来的弊远大于利。有媒体曾总结太原经济与煤炭的关系：在煤炭“黄金十年”中，太原市经济没有比其他煤炭占比大的城市发展快，但在煤炭价格下滑影响大的时候，太原市经济却比全省其他市降得更快。

煤炭产业对太原整体经济的影响深远。暴利的煤炭行业对太原一度蓬勃发展的轻工业产生“挤出效应”，不仅逐渐形成了“以煤独大”的经济结构，并且对大型国企的高度依赖，使民营经济难有立足之地。

过剩的煤炭产业还进一步损害了太原经济的活力。在分析2014年的跌落时，时任太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运行处处长胡春耕曾指出，太原的支柱性产业中，“装备制造业内的部分小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冶金和煤炭绝对是产能过剩行业。”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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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沉重的历史负担，太原正在进行选择。

在太原经历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迎来了结构调整的转折期。2009年，在太原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占比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拐点，并在之后几年不断攀升，直到去年，太原三产占比已经达到63.0%，在中部省会城市中三产占比最高。

太原统计局详细公开了服务业的结构，其中，增加值最高的是非营利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33.4%；其次是金融业，占比17.7%。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仅居于第三，占比为17.2%。

非营利性服务业包括公共设施、教育、公共管理等社会公益性服务业。换句话说，太原正在加速提升城市品质，补足公共服务的短板。

在当时，太原的主要领导曾提出，能否实现“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一个城市及格与否的标志。

从近几年的发展看，太原的公共服务水平已初见成效。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中，太原在2019年已位居全国第二，且连续3年跻身“五虎将”之列；且在一份对38个城市养老水平的排名中，太原也挤进全国前十。

愈加成型的“宜居”形象能否成为太原注入新的发展动能？这个问题的答案尚有待验证。但对服务业的过分倾斜，已经引发不少质疑声。

有人认为，过早的“去工业化”不仅对于资源是一种浪费，而且太原工业基础尚未打牢，将带来经济“脱实向虚”的风险。

但事实上，在经历煤炭业的打击后，太原制造业已呈现出明显的转好态势。

数据上看，太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近年来不断上升，2020年，非传统产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到50.6%。同年，太原定下“工业强市战略”，提出将培育壮大装备制造、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绿色能源等战略性新型产业。

△2014～2018年太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图片来源：2018年太原统计公报

在信息技术产业上，太原甚至有一项指标曾在全国70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二：

根据第三方机构的统计，截至2019年6月，太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占比达到14.5%，仅次于深圳的18.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为太原推动传统产业实现信息化升级提供了可能。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全国城市均加速布局的领域，太原并未能定下一个有影响力的方向。

来自同一个机构的数据显示，在太原的高新技术行业中，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占比总共达到74.5%，而云计算、大数据、集成电路等更受关注的领域，占比微乎其微。

发展中也出现过反复。2016年，有媒体调查了太原签约4年但迟迟未动工的“绿云云计算产业园”。尽管数年间被列入山西省重点项目，但其与另一个邻近的物联网项目均被闲置多年。

有分析人士认为，该项目可能仅为当地的“形象工程”，目的在于带动周围片区的发展。

因“老天赏饭吃”曾经历煤炭时代繁荣的太原，在新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下，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推动理念转变。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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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瞄准“万亿”的太原来说，哪种选择更有前景？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张新伟具体提到，在“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推动其“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影响力显著增强，太原都市区一体化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太原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节点地位明显提升”。

但需要正视的是，作为为数不多的存在感较弱的省会城市，太原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明显不足。

环顾太原四周，北边的工业重镇大同，将电能源源不断地送往三百公里外的北京；东部的阳泉位于石家庄和太原中间，受到石家庄教育、医疗、就业等多方面的影响均超过太原；还有东南的晋城与郑州，西南的运城和西安，无不将合作之手伸向邻省省会。

如何增强与省内城市的联系度？发展服务业是一条可行之策。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曾指出，不同区域中心城市有不同的成长路径。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普遍正依靠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在这个时期，中心城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基础设施水平，以提高中心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

作为资源大省，山西省内城市多以资源相关产业为主导产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而作为省会，太原在发展服务业上有天然的优势。提高宜居度，不仅有利于增强其他城市与太原之间的人口流动性，还能并刺激消费、提升创新，拓展太原的发展腹地范围。

而除山西“一亩三分地”之外，太原还需要进一步将眼光放长远。

2018年，国家发改委曾出台《关于支持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京津冀地区优势资源向山西省辐射和扩散，促进山西省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而在具体的合作领域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产业均有所提及。

对于一度期望打造北京“副中心”的太原，这无疑是一个利好。问题是，太原如何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实现自身转型？

太原市委党校的阎鑫认为，关键是“加大力度培育新型产业体系”。他分析指出，迅速崛起的中部重点城市，无一例外均得益于新型制造为核心打造的产业链，如合肥中科、郑州富士康、武汉光谷。

无论如何，要在5年内实现GDP翻倍以上的增长，对于太原来说，无外乎一场时间与空间的极度压缩。在重塑自身的同时，太原更重要的是要将目光向外，以更开放的心态借智借脑，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