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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热”背后的时代之问:“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如何弥合百年“时差”?

每日经济新闻 2020-12-30 23:07:46

每经记者 杨弃非 南通摄影报道    每经编辑 刘艳美    

在近段时间的“张謇热”中,其身后的江苏南通,似乎并未引发过多关注。

2002年,著名建筑家吴良镛为已届百年的南通博物苑重新设计。面对这座由张謇谋划的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吴良镛带领团队详细调研南通近代历史,为南通留下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的高度赞誉。

不过,当时的南通,某种程度上陷入被兄弟城市赶超的悲观情绪中,对于“第一城”的说法,普遍“缺乏自信”。

如今,刚刚官宣迈入GDP“万亿俱乐部”的南通,正努力找回往日荣光,弥合南通与张謇、过去与现在的百年“时差”。

长期关注家乡南通发展的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何建华认为,对比百年前的张謇时期,南通又一次站在类似的历史节点——既处在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关键风口,又面临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关口。

回溯张謇朴素的“城市观”,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凯指出,我们留在城市是为了生活更美好,城市与自然协同、经济和居住融合的系统性规划思维,在张謇的城市规划中都有所体现。这不仅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需求,还以新的城市观启迪民智,为城市走向未来架设桥梁。

“十四五”将至,重新叩问历史,对张謇城市精神的再解读与再定义,将是南通以及更多中国城市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

三次机遇

在濠河环抱下,南通老城区形如葫芦,四方的十字街与板正的棋盘状街坊里巷,记录着南通的千年建城史。濠河两侧,散落着近20座博物馆,张謇曾居住的濠南别业、濠阳小筑,分别成为如今的南通博物苑、张謇纪念馆所在地。

过去一个月内,近10万人涌入濠南别业。在“张謇热”带动下,埋藏在“老南通”里的故事,再次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流量”来了,但南通在作为一段历史“载体”出现的同时,城市本身并没能获得同样的关注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多位专家尝试论述张謇与南通的关系时所说,张謇的南通与现在的南通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很难用历史解释“新南通”的发展。

一种声音也存在于南通本地:即便有数量不少的历史文化遗存,南通仍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有经济无文化”的困惑,城市文化有待进一步挖掘。

这不是南通第一次“找自己”。

20年前,同样是出于对张謇的再思考,吴良镛就曾对张謇与南通的关系进行过梳理。在其随后编著的《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一书中,亦曾提及南通“模糊”的城市形象:尽管张謇与南通的关系“有人加以研究”,“但未曾用城市发展观念加以系统总结,给予总体的评价,并在城市建设上赋予南通应有的城市地位”。

一直以来,张謇的“民族实业家”情怀更为人所知。在濠南别业进门厅堂内,一副“未镂已雕,不扶自直;垂德而处,虚己以游”的对联,道出张謇筚路蓝缕的创业心境——身处乱世的他临危受命,从京城辞官返乡,创办中国第一所股份制企业“大生纱厂”,期望以振兴实业救国于危难。

但南通并非仅以“背景板”概念存在。相反,吴良镛研究发现,张謇的产业实践离不开对城市的理解和重构。

作为参与研究的一员,吴良镛的学生、现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于海漪曾著《南通近代城市规划建设》一书。她告诉城叔,张謇的产业发展逻辑实际上包含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他以“村落主义”“地方自治”等理念,全面、综合、系统改造了南通的空间关系和发展格局。

据其考证,在中国城市版图上,南通是少有的由中国人自己规划设计具有现代意蕴的城市,一度与当时的上海、天津、青岛等城市齐名。

然而,从100年前辉煌的历史到20年前的再探索,对南通似乎影响甚微。另一个现实的原因在于,历史的断层加剧了新老南通之间的隔阂。

王凯曾在南通度过人生最初的十余年。在后来的数次返乡中,他感受到,新的经济建设目标,以及由此诞生的一个又一个新区,已经让张謇过去在南通较整体化的空间规划结构变得破碎。

如今,苦于“千城一面”的城市,在新一轮发展中,亟须挖掘蕴含在城市精神中的独特性与竞争力。在“张謇”推动下迎来“第三次机遇”的南通,亦不例外。

格局塑造

张謇所造就的南通城市精神,究竟是什么?地名是窥探城市历史的入口。张謇研究中心顾问、南通大学张謇研究所教授张廷栖告诉城叔,与许多城市不同,南通存在大量以“场”“灶”等命名的地点,如“如皋场”“秦灶”等,它们透露出南通悠久的产盐史——唐宋以来,南通海盐经扬州行销中原地区,一度造就“数十里相随而行”的运盐河壮观场景。“场”“灶”等正是当年盐业编制的遗存。

商业文明与南通的江海文明相伴而生。盐文化之后,以棉业为核心的农耕文化继续发展,市场文化在南通不断生根发芽。而到张謇时期,商业与城市的关系在工业文化的影响下达到新的高度。

在吴良镛设计的南通城市博物馆中,南通城市格局的变化历程展露无遗。自张謇时代开始,城市的核心区域从濠河内向外伸出“触手”,唐家闸、天生港与狼山三个与主城区相连的镇沿长江依次排开,带状城市形态基本成型。

张謇曾将此总结为“一城三镇”——主城区仍作为城市中心地区,往上游,通扬运河流经的唐家闸作为工业区、大生纱厂也在此设立,而长江边的天生港作为港口区;往下游,临近长江入海口的狼山,与其周边丘陵构成江苏沿江少有的山水景观,被当作花园私宅及风景区。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陆枭麟自2014年起参加南通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他指出,“一城三镇”格局的精髓是一种“组团有机分工”的规划思路。直到现在,尽管南通发展空间早已突破原有框架,但组团城市逻辑以更为有机的方式继续存在于城市规划当中。

比如,在新的“一主三副”城市结构中,在滨江主城外围,通州湾、通州和海门三个副城功能各异。其中,即将落户南通新机场的通州副城,被定位为“江海河联运、水陆空互通的门户地区,长江三角洲北翼先进制造业基地,特色鲜明、生态友好的宜居城市”。

王凯则指出,张謇在“一城三镇”框架中填充的内容,无不体现出他对城市规划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理解。

产业链、产城融合等先进理念,很早就被运用在张謇的规划实践中。张廷栖举例说,从以棉纺业为主的大生纱厂开始,张謇根据上下游产业链需求,先后布局生产原料的通海垦牧公司,修配机件的资生铁厂,处理剩余材料的广生油厂、大隆皂厂,以及解决运输的大达轮步公司等。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认为,对工业、城市和企业文明的信仰,是张謇三个突出的思想特征。顺着张謇的实践继续梳理,就能找到他一系列安排的初衷。

为了解决用工问题,张謇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兴办教育、关切民生。南通不仅诞生了如今复旦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苏州大学、南通大学等的前身,还修建职工宿舍,开设大量博物馆、剧院等满足工人精神需求的场所。

张謇打造城市的目的在于发展经济,而最终起点实质是人。如王凯所分析,城市与自然协同、经济和居住交相融合,一整套系统性的规划思维不仅满足了当时人生活的需求,还以新的城市观启迪民智,为南通走向未来架设桥梁。

城市迭代

历史的齿轮转动不休,张謇的城市精神正迭代出新的表达方式。

数年前,为解决城市发展局限性而设立的南通新城区,与老城区一样选在靠近长江的区域,与狼山相邻。这一选择,一方面填补了张謇时代主城区与狼山之间的“留白”;另一方面,也使得南通主城区进一步面向长江。

狼山所在的五山地区,沿袭了张謇规划时的休闲与生态功能,新开发的滨江生态公园成为可进入、可参与的开敞空间。而在缩短与市区距离后,五山地区将与城市生活发生更紧密的关系。

南通规划局相关工作人员亦反复介绍,南通正在腾退长江工业岸线,恢复增加生态岸线,并以骨干河道为主,依托长江,构建覆盖城市的生态圈。

随着生态文明替代张謇时代工业文明的主导地位,人的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而站在江苏全省角度看,陆枭麟认为,南通有独特优势。

尽管穿江苏南部而过的长江哺育了9座沿江城市,但真正向江发展的城市寥寥无几。据陆枭麟观察,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苏南城市不得已将工业板块布局在长江沿岸,在大型化工企业和沿江港口影响下,生活品质难免打折。而主城区临江的城市中,南通不仅位于入海口,还有狼山踞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山、城、水体系。

对生态的重视只是张謇精神以新形式存在的一个侧面。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城市如何以更适宜的方式重新解读张謇?

比如,王凯提出一个疑问:面对开阔的长江入海口,城市走近长江是否遵循“以人为本”的规划方式?若从城市发展规律分析,大尺度的水面难以带来好的景观体验,风暴涨涨落落还可能对城市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即便“和自然互动,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具体设计的手法上,其实是有好有坏的”。

数年前,吴良镛为南通提出“北上海”的发展策略,再次梳理南通的区域关系。在张謇的规划实践中,亦能找到区域整体发展思路的痕迹:他思考陇海路通南通,并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开拓滩涂、治理水患,这不是就南通论南通,而是就全世界、全中国、长三角看南通的建设。

如今,“北上海”的说法已几经更替,在“上海北大门”的新目标下,南通正努力从“滨江城市”向“通江达海之城”转变。在新机场、通州湾和“八龙过江”的新格局下,南通提出,“全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建设”。

从长江走向大海,意味着城市规模的再度摊开。但蹄急之时,如何保证步稳?

王凯举例称,深圳经过40年的滚动发展,产业逐次迭代,从最早的加工业到现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正是远见不断落实的过程。深圳从最初划定硬性的生态红线,到如今把重要的生态空间留给市民,也体现出对人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突破一时一地的限制,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来理解,张謇的城市精神为南通带来的意义,才有可能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重现。

“黄金时代”

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英国规划泰斗彼得·霍尔相信,大城市“始终是点燃人类智慧和想象力生活的地方”。但从希腊时代开始,大城市极其短暂的“黄金时代”又令他疑惑:为什么它们总是昙花一现?又是什么让一座城市忽然之间极具创造性、格外新颖?

在吴良镛眼中,张謇时代算得上是南通的一个“黄金时代”。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城市不同,张謇时代的南通发展于上个世纪,“看得见、摸得着”。也因此,回答“彼得·霍尔之问”,南通有着特殊的价值。

在“中国近代第一城”提出后,2004年,南通启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四年后,捷报传来。张廷栖表示:“南通因为近代历史入册,一个重要原因是唐闸(即原唐家闸)有完整的工业遗产。与其他城市近代工业文明不同,唐闸保留下来的不仅是一座企业、一个点、一条线,唐闸是一个面、一个完整的工业城镇。它有工厂、有配套设施,甚至还有文化、教育、交通等遗存,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如今的唐闸,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从刻着“中国近代工业遗存第一镇”的石碑向西,过去沿街两侧的厂房和民居,已变成各类传统工艺体验馆和饭店场地。原来的居民在改造中被迫迁出,商业价值部分替代了历史价值。

唐闸代表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共通问题:即便在已经意识到传统重要性的城市,传统仍然难以避免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更准确的说法是,城市难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

眼下,南通的经济发展正迈上新的台阶。

刚刚闭幕的南通市委全会传来消息,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预计突破万亿元,正式跻身“万亿之城”。而在过去几年时间内,多次区划调整让南通市区面积与人口迅速增长,“大城时代”将结束南通一直以来“小马拉大车”的尴尬。

但更大的问题是,经济增长能否让南通重新找回“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自信?

在王凯看来所说,评判中国的城市发展和社会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南通“黄金时代”的影响?

按王凯所说,对当地文化的系统性梳理和认真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按照“私人定制”而非“套餐”来制定城市规划……这些城市规划的成功经验,或多或少都在张謇的城市规划中有所体现。

吴良镛曾总结,中国正面对历史上不曾有的机遇,正处于足以产生“城市黄金时代”的伟大时代。南通所面对的,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黄金时代”归来,更是作为一个新晋万亿级城市,对中国城市前进方向的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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