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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谈GDP,谈谈城市里那些“小事”

每日经济新闻 2020-12-03 17:49:00

最关键的一点,城市要把“小事”当做“大事”来干,因为企业的评价和市民的感受才是最高标尺。

每经记者 吴林静  刘艳美    每经编辑 杨欢    

为编制地方“十四五”规划,成都已经开了五场座谈会,每场至少是三个小时的节奏。

去北京、到上海找专家学者聊成都的2035和2050所谓“登高望远”;

请本地企业家和行业协会建言,所谓“开门问”;

12月2日,城叔再次受邀参加了一场基层代表座谈会,所谓“问计于民”—— 

这是发言人数最多的一次,23位基层代表,有维修工人、教师、建筑师、律师、媒体人,有社区书记、创业者、协会秘书长……每个人都发了言,党政一把手悉数出席,整场座谈会比计划推迟40分钟才结束。

市既是一个集体,也是无数个个体,一个包容和多元的城市,既要尊重市民和企业的个体诉求,也要关注涉及普遍利益的公共话题成都希望,从国内国际的形势、城市发展的趋势、企业的视角、市民的尺度出发,换不同的坐标、不同的视角,找到城市发展的“最优解”和“最大公约数”。

成都夜景 图片来源:摄图网

怎么来理解这种思路的转变? 

当城市谈论发展成就,不再是炫耀GDP进入“万亿俱乐部”,而是说过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几成,甚至历数全市新增学位数量、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书店和体育场馆数量、空气质量优良率这些细碎数据的变化。

但这还不够。

地铁运营几年,从0到成线成网;如果出了地铁站,却接驳不了公交,恐怕会很难理解几百公里的地铁里程数,对于个人而言有什么用。

城市投入资金进行更新,粉刷老旧院落墙面,街道焕然一新;但年逾花甲的人,每天买菜、遛弯要步行上下6层楼,可能很难体会那些墙外的翻新,对于个人而言有什么用。

学校修了多少座、医院新增多少所;但进城务工的群体,子女难入学、住宿难体面,很难感受到城市里提供的市民配套,对于个人而言有什么相关。

城市要干“大事”,诸如新区规划、产业升级、修新基建、招商引资;城市也要干“小事”,那些让企业和市民能够切身感受到政府善意和帮助的事。为什么说是“善意”,而不是“利益”?因为政策不能给每个人都带来实在的好处,但市民会感受,感受到政府是否真心以待,是否与人为善。 

最关键的一点,城市还要把“小事”当做“大事”来干,因为这些“小事”事关城市长远——企业的问题就是营商环境问题,市民的问题就是生活品质问题,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工作有效还是无效,企业的评价和市民的感受才是最高标尺。这便是这场“问计于民”的座谈会传递出的成都的努力,也是迈向“十四五”成都一以贯之的坚持。

根据现场,我们整理了10位基层代表的发言,一起看看这些普通市民对这座城市讲了哪些感受、提了哪些建议。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梁娴:等人生病或死亡才发现疫情就太晚了,我们有没可能提前预警?

在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经历了非典、地震以及国内首例甲流在成都出现,这次新冠疫情防控完全刷新了我对公共卫生的认识。我的建议比较具体: 

一是构建多点触发的监测预警常态机制。不管是疫情局部防控和还是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就能给我们赢得先机。

目前,成都的监测预警体系主要局限在医疗卫生系统,当一个人生病或死亡我们才能发现疫情。但这是后端数据,前端如气象、环境、交通、教育数据,还包括市场监管部门的冷链食品监测数据等,没有整合成健康大数据进行统一分析。我们秋冬季要发现新冠疫情,如果仅仅从病人和死亡数字上来发现已经很靠后了,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提前预警? 

二是推进疫苗接种多方共担支付模式。我们现在是一类疫苗国家支付,免费提供,带有一定强制性;二类疫苗完全由老百姓自费。“十四五”期间,建议根据疾病流行情况,确定少数重点疫苗,探索多方共担支付模式。 

比如流感疫苗,它是二类疫苗,根据成都的数据,2019年流感疫苗人群接种率只有2.34%。作为民生项目,如果能变完全自费为多方共担,提高接种率,我们今年秋冬季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比如,可以由财政支付一部分;创新医保创新政策,对预防支付一定经费;企业单位对于员工有健康管理责任,应该支付一部分;个人是健康第一责任人,也可以支付一部分。对于一些非常贫困人群,可以有特殊补助项目。这样一来,二类疫苗的接种率就能大大提高。 

再是应建立平战结合的应急储备规划布局,强化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全民教育,让大家从“打笨仗”转变为效率更高的“阻击战”。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校长吴明平: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影响新区招商引资、引人留人

“十四五”时期,我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促进教育协同发展,塑造教育新生态,也服务好城市发展。

一是老城区与新区教育的协同发展。成都最近这些年的名校集团建设、城乡教育统筹战略以及四中、七中、九中带头到新区等政策,正在带动新区教育发展,但无论天府新区还是东部新区,相对而言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还比较缺乏,这对新区招商引资、引人、留人,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建议加快推进老城区更多传统名校与新区教育协同发展,让老城区传统名校直接落户新区兴办领办,植入名校核心发展力。 

二是在促进新区教育发展同时,老城区传统公办名校的持续发展也需要得到关注。把这些传统名校保护好,是对老百姓最大的民生。这就急需把关乎中小学办学活力的相关政策落到实处,比如把教师招聘权还给学校的问题,比如解决困扰教师多年的职称评定、编制问题,比如因薪酬体系和福利机制不能吸引更多高学历人才加入等问题。

三是公办与民办教育协同发展。2020年成都开始实施公民同招,良好的教育新生态正在加速到来,但当前有些现象仍然值得关注,比如培训机构制造焦虑、自媒体“绑架”学校、极少数学校依然在招生问题上动脑筋等问题,制约了良好教育新生态的加速形成,需要各级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监督和引导,尊重教育规律,坚守教育底线,共同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更高期待。

四是普高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十九大提出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这不仅需要继续做优做强普通高中教育,还需要把职业教育做出特色和品质。只有为学生提供足够高品质的职业教育,才可能吸引初中毕业生更有尊严地选择职业教育。

锦江区东光街道永兴社区党委书记马皖轶:持续推进老旧院落加装电梯,应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筹资模式

我建议,“十四五”期间持续推进老旧院落加装电梯。

借此机会讲一个我们社区加装电梯的个案。这个小区是1998年建成的,共有3个楼栋7个单元。截至11月底,有四部电梯投入使用、两部安装已经收尾,还有两部已经进入“民决议”阶段。

在这次加装和改造过程中,6部电梯总共投入387.8万元,其中政府补贴120万元,撬动两倍多的资金参与改造项目中,包括居民自己出资198.8万元,不同楼层有不同分摊比例;还有企业出资69万元。

整个加装过程,就是民心所向和社会广泛支持的表现,其实电梯加装需求还是非常大,希望未来能够把这个政策继续推进,或是政府多增加一点补贴,当然更好。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和居民一起,通过“民提议、共商议、民决议、同行动”几个阶段,让全院实现加装电梯。主要是群众意见的统一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做工作,如果工作做细做深,还是能做通的。如果居民不参与到行动当中来,电梯的安装过程会遇到很多困难。

最终,我们帮助居民一步一步实现了住上电梯房的梦想,以及住在优美环境中的梦想。小区居民说,我们现在上下楼很方便,环境也美了,“要不就直接在家养老了吧”。这是我当时在小区听到的评价。

整个工作推进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些困难与困惑,分享三点思考与建议。

第一点优化责任界定和分工,完善加装电梯的工作机制,建立设置市一级老旧改造委员会,并在老旧小区集中的区县街道分层级设置“老旧改造推进办公室”。

第二点是分类筹集加装电梯的资金,建立多渠道多层次资金渠道,探索完善动用房屋维修基金、住房公积金、社区公益金、慈善捐助金等新的筹资渠道,以及“企业加装,业主租赁使用”的机制,另外还希望积极探索个人和企业捐助的税收优惠政策,全面助力城市老旧改造工程。

第三点是电梯加装过程管理需要建立监督机制,建议在施工中要强化质量监督,在运行中要强化监督管理长效机制。

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周颿:城市不能为更新而更新,要避免老城区人口结构老化

城市更新不仅在于让城市更加漂亮,更是为了满足城市美好的骄傲和期盼。城市是人的集合体,应该始终关注人的真实需求,使成都空间多元激活城市价值,打造高能级高品质生活。我就城市有机更新,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温度提几点建议: 

首先是将公园城市理念在城市更新项目中转化为现实途径,包含生态场景、交通场景、文化场景。目前老城区的城市更新项目,基本都是基于原有街巷空间进行改造更新,我们建议两点:

一是“共享”街区,把城市的一些封闭空间打开,注入交通、商业、文化功能,让城市更具活力。 

二是“回归”市井文化。市井文化很大程度要依靠在地居民的延续和传承,更新后的街巷不能只关注风貌,更不能将在地居民排除在外,应该围绕“老成都、蜀都味、国际范”这样一些要求,重现成都独特的生活美学同时,撬动老城区产业能级提升。 

现在大家对城市更新有一个共识,就是“不为更新而更新,而为城市更具活力和更有发展而更新”。因此,避免人口结构老化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城市更新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引入包含潮流文化、潮流元素的朝阳产业,让更多年轻人进入老社区、老城区生活工作,避免老城区人口结构老化问题。 

此外,推动城市更新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这三个效益应该成为城市更新项目的评价标准。

城市更新,要处理来自专家群体、政府、开发商、居民群体、商家业主群体五个方面不同社会角色的关系,五方面共同参与,要有相对对等的话语权,进行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称之为“五方四共”

图片来源:摄图网

是“回归”市井文化。市井文化很大程度要依靠在地居民的延续和传承,更新后的街巷不能只关注风貌,更不能将在地居民排除在外,应该围绕“老成都、蜀都味、国际范”这样一些要求,重现成都独特的生活美学同时,撬动老城区产业能级提升。 

成都向上董事长曾敏红:公园不是越大越好,应该能为生活、产业、消费场景所用

我的建议主要是关于成都公园城市规划和建设。 

首先,公园城市在注重宏观层面规划的同时,要精细化设计和打造小尺度街区和人性化的微小空间,让市井生活与良好生态相得益彰,达到真正的“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

东京代官山是一个特别值得参考的案例。非行业人士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地方),成都马上要引进的茑屋书店就诞生在这里。代官山位于东京都涩谷区,是时尚潮流的策源地,与银座的奢华和涩谷的拥挤相比,代官山显得更加高雅、私密和安全,聚集了日本艺术界、建筑界、时尚界最前沿的事务所和商铺。这个片区案例在亚洲具备强有力的标杆意义,是20世纪日本城市规划和城市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它的借鉴价值一是持久性的精细化规划和设计建设,发展商通过30年的持续开发,保持了阶段性设计的连续性,打造出一个高端、时尚、文艺气息浓厚的城市高尚街区;二是以现代建筑的形态构筑了一个自然生长的都市村落。不同于单一的住宅社区,也不同于商务办公扎堆的CBD社区,更不同于国内常见的商业街区,代官山的业态和内容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结构。

这和我们成都打造公园城市的理念是一致的。简单来说就是从大的城市规划到小的精细设计,一个是美,一个是适合人居。

代官山的内部规划能让外部空间尽快融入生活,而且尊重周边环境肌理。比如代官山的几个标志性建筑,体量不是很大,但都非常有特色,成为世界各地的潮流人士前去打卡的地方。而且它将博物馆、小型音乐厅等植入到社区里面,而且不是封闭的,通过半开放或玻璃等形式,无论是从社区过来、经过这个地方或到其他地方去,这种边界空间的层次,让人的选择性大大增加,可以深度融合。

对比国内,我们已经经历几十年的封闭住宅发展模式,而且开发商众多,由于不同的理念、审美,如果不统一规划和精细打造的话,会给城市空间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各楼盘分隔独占、难以协调或是不与人方便。 

其次,传统意义上的公园越大,商气越不容易聚集、交通动线割裂也越大。公园城市示范区并不是公园越大越好,应该思考如何在最需要的地方设置不同面积和功能的公园,使公园既能为生活、产业场景所使用,又能够让人停留,能为消费场景使用,产生经济效益。 

同样是在日本,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公园式商业mall,很多商业设施巧借公园来创新商业空间,新型公园式商业正在爆发。比如位于大阪传统热闹商业区、集购物中心与办公楼为一体的难波公园,将城际列车、地铁等交通枢功能与办公、酒店、住宅完美结合,是日本开发成功的城市综合体代表项目。

最后,成都长达1.7万公里的天府绿道,是公园城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一个巨大的建设工程。建成后,需要持续打造和维护,有必要引入有实力有创意的企业,打造示范性合作园区。比如说,可以打造单车特色绿地公园,将单车骑行游乐、单车展示售卖、单车文化展示,以及单车俱乐部、赛事等聚合在一起。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更有利于探索可持续发展、具有企业特色的绿道公园品牌,进而打出成都文创品牌,向全国复制推广。

成都创女时代科技社会企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郑胜兰 :很多社区综合体前端施工与后端运营脱节,好项目没法入驻 

我建议推动建立更加专业化、市场化的社区综合服务载体运营机制。 

这两年成都涌现出了一大批非常好的社区服务载体,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基础条件比好多一线城市都更好。但很多综合体的前期打造和后期运营完全是脱节的,这会让很多好的项目进不去。

拿托幼举例,这样的项目有很多标准,比如房间面积比例、多少小朋友厕所位,配餐区、保健室等等,都有非常细致的国家行业标准,符合了才拿得到开业证。

但是如果街道社区和装修施工方对这些标准不了解就开始施工的话,就会对项目的后期运营造成极大的浪费,载体的改造成本太高,社会组织没办法介入。所以我觉得要加强前端建设与后端运营的衔接。以“EPC+O”(工程总承包+运营)的方式介入“特色街区+社区综合体”打造,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方向。 

否则,施工方不以后期运营为导向,不负责任地把设计、装修做完,交付一个不适用的载体给运营方,最后运营方接手后只有苦不堪言。 

成都市楼宇经济促进会秘书长张萍:楼宇经济,如何解决数量庞大、城市“亩产”贡献低的问题?

成都多项楼宇经济工作创新性走在中国前列,第一个中国楼宇经济促进会、第一个楼宇经济专家库、第一个楼宇经济标准,我们发出了“以楼聚产,以产兴城”的倡议,现在在全国普及。2020年11月17日,全国代表性平台组织授予成都“中国楼宇经济创新典范城市”称号。 

认为,成都楼宇经济发展需要再“创新”,解决数量庞大、城市“亩产”贡献低的问题,贡献更多“楼宇经济”的成都首创。

未来成都可以有几大方面的创新: 

一是创新楼宇经济标准。杭州定义了电子商务,成都定义了楼宇经济,我们已经完成三项楼宇经济国家标准的发布,让成都在楼宇经济领域具有标准话语权。现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也向成都伸出“橄榄枝”,成都能不能牵头制定世界楼宇经济标准,填补世界空白?

二是创新楼宇经济政策。不同城区应该有不同的楼宇经济政策,锦江区、高新区、天府新区恰好是成都楼宇经济发展史的三个阶段。老城区应立足城市更新的契机,腾笼换猫,实现全域产业迭代,推进全域再招商,从中央CBD走向CAZ活力时代。新开发区域,在大型项目招引前,要想明白楼宇规划布局(商业楼宇占比、商务楼宇占比、商圈类别等),真正助推城市“有序生长”。用政策引导招商,避免同质化,导致新开发区域和中心城区抢存量,造成租金、空置率、人才等系列城市问题。

三是创新楼宇人才服务。楼宇招引困难,核心是运营能力差,没有人才。建议推动楼宇经济天府学院落地,培育全链条人才。同时,将实现30亿以上年收入的城市综合体、入驻率超过90%、纳税超过5亿元的单栋楼宇运营主要负责人纳入成都人才库。

成都市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付天力:利用专业的力量,化解产业功能区工作不够专业的问题

产业功能区的建设是成都转变城市和经济工作方式的一次革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我的发言主要围绕优化产业功能区工作机制,建议建立“管委会+产业智库+专门运营公司+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工作模式。 

一是在市级层面成立产业智库,提供决策、规划、政策制定等各方面专业的顾问咨询服务。产业就是专业,就需要专业的智库来研究。充分利用专业力量研究产业,有效化解专业不足导致的问题,高水平推动产业功能区发展。产业智库主要吸纳三方面人才:一是相关各产业类型国内外专家、学者;二是行业、产业协会专业人士(其中行业、产业协会应根据功能区产业发展需要,着重培育成立);三是产业生态链各环节技术、招商、运营、管理方面的精英智力型人才。

二是建立产业生态圈联席会议制度。由产业生态圈牵头市领导担任联席会议主席,责任部门负责人担任召集人。产业生态圈联席会议可有效强化生态圈层面统筹协调力度,促进生态圈培育一体化推进,有力支撑区域产业协同,从机制上保障难以在产业功能区和区(市)县层面解决的难点问题。

三是大力引入培育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对于产业生态链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入和培育产业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进行政府认证并购买其服务,可以有效解决产业功能区管委会和运营公司在面对涉及到专业性要求高的具体事务中的各种问题,弥补专业短板。

四是成立专门的运营公司为功能区服务,取代原有的平台公司。专门运营公司在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时效等方面限度不应设计过高,应根据产业特点制定针对性的考核标准,充分考虑产业价值贡献指标,整体考虑产业项目情况,优化阶段性考核方案设计等。运营公司对公务员和招聘人员设立相应的工作评价机制。

五是管委会作为产业功能区最核心的管理运营机构,应坚决去行政化,走专业化管理团队道路。应重点招聘具备产业功能区相关专业能力的工作人员,同时强化员工专业培训,提升工作能力意识,尽快建立起专业高效的工作团队。

四川伟旭公益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杜伟:成都约20%常住人口是农民工,如何给予市民化待遇?

我一直在基层从事法律援助,长期和基层群众打交道。我就完善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三点建议: 

第一,建立项目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近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受理的邻里矛盾纠纷增多,2019年占比达到45.6%;小额民间借贷纠纷增多,2019年占比25.6 %;租赁合同纠纷多,2019年占比18.4%,特别是今年以来,长租公寓模式“爆雷”之后租赁合同纠纷呈现上涨趋势。这类纠纷的特点是单体金额小、人数多、涉及面广。上述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调解组织、公安部门、法院等部门联防联治,但进入后两者程序,存在解决纠纷周期长,无法快速执行落实的问题。

建议针对市域社会治理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建立项目化矛盾纠纷化解运作机制,根据具体工作中发现的实际问题进行制度设计,通过购买专业服务的形式,确定社会治理服务质量标准,分层分类打包给专业社会组织,解决“平安成都”建设中的突发性、有重大影响的专业矛盾。

第二,建立政府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之外的补充性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市场,以精准化差异化的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匹配多元化群体差异性需求。比如,针对业主自治管理小区的需求与对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不熟悉的矛盾,推出小区业主自治专项法律服务产品;针对老年人对网络电信诈骗识别能力差的特点,推出防范网络电信诈骗预警防范产品等。

第三,建议给予农民工普惠化市民待遇。成都市农民工人数预计占成都常住人口的20%左右,农民工的安居乐业,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效果。我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帮助的同时,发现他们存在融入城市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工伤、住房保障、养老等城市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方面,存在着需求巨大而供给不足的问题。

建议研究出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保障的实施意见,将农民工群体纳入成都基层社会治理考量范畴,比如在公益学校中匹配一定农民工子女入学学位,为在成都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农民工提供重大疾病防治常规点检查,通过政府采购引入专业社工、网格化管理员,引导农民工融入城市发展,增强农民工群体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和盛家园集团董事长胡林:成都78%国土在乡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盘活? 

第一个建议是,盘活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作为“十四五”期间推动乡村全面发展的核心抓手。 

新《土地管理法》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严格限制了征地范围,在非成片开发的城镇规划区范围外,只能利用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

成都市国土总面积的78%属于乡村(注:根据成都新一轮城市城市总体规划,划定市域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分别占市域总面积41%、37%、22%),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资源、积极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推动成都乡村产业“接二连三”全面发展的核心要素保障,也是乡村发展唯一的、必然的选择,其价值和意义体现在,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可以降低用地成本,推动市场化土地要素配置的城乡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城中村、城边村改造,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然而,缺乏细化、深入、稳定的体制机制,是目前限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顺畅入市的关键因素。截至目前,成都已立项农民集中建房整理项目350余个,涉及整理宅基地5万余亩;仅验收节余指标1万余亩;已完成指标落地、入市交易的也只有约7000亩,完成全流程闭环的仅占总规模的15%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农民新区建成入住,项目资金全部投入后,还需完成指标验收、指标落地、集体建设用地首次登记、挂牌流转四个阶段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因各区县认识不一。

结合当前全国试点的先进经验,一是建议重新设立集体建设用地调整入市的管理体系,不再参照增减挂钩流程实施;二是将投资完成后的流程审查,部分提前到投资前预审,降低项目资金成本;三是鼓励具备条件的农民集体,通过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先登记、挂牌出让集体建设用地,用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来建设农民新区和剩余收益分配,最大限度减少项目资金成本,提高农民获得感。

第二个建议是,针对乡村项目特点,建立符合其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招商、规划、建设管控方式。

一是尽快出台乡村建设规划管理导则,避免将城市高密度、高强度连片发展形成的管控定式强加于点状、低密度、低强度的乡村。乡村的规划建设时间短、项目少,2015年出台的乡村规划文件,仅对建筑高度、层数做了规定,对建筑密度、红线退距、停车位、人防、绿化率等都没有做要求,这符合乡村地块独立、不关联且大小不一的特点,但具体执行过程中,是“有令才行”还是“无令即可”,各地理解不一,造成巨大的沟通成本。

二是乡村项目适合做的产业并不多,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准入审查制度。

三是建立宽严相济的建设规划审查制度,在对建设地块强制性控制指标如容积率、建筑限高等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在建筑形态、风貌上做引导性、指导性审查,允许项目多样化、差异化。

四是重点加强产业项目的业态培育和功能管控,建成后的产权办理与转让要与产业成熟度相挂钩。为确保产业项目落地不走样,投资企业须先建设产业项目示范区,且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产权转让,待示范区建成运营后,根据产业项目的产业功能和运营体系特点进行评估,以产权分割不影响产业功能的经营为原则,再确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房地一体的分割比例,实现先保障产业功能、再放活投资结构、产权结构和经营管理结构。

五是制定合理的集体建设用地税费收取办法,一是出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明确收益主体、收取比例、使用范围等,定向用于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平衡政府、农民集体、市场之间的利益。二是根据“同地同权”原则,参照国有土地,取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初次流转环节受让方按出让成交价的10%缴纳基础设施配套费的规定,仅在报建时缴纳基础设施配套费即可,改变目前受让方缴纳两次费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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