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骤减……25张图读懂“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背后逻辑

每经记者 周程程    每经编辑 陈星    

首提“生育政策包容性”，未提“计划生育”，明确“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关于人口政策的部分，信息量满满。

人口政策上承国家发展战略、下接百姓生活，不可谓不重要。

我国人口现状到底如何？到底什么是“生育政策包容性”？

《每日经济新闻》详细梳理了人口总量、出生率、二孩出生率、育龄妇女数量、劳动力价格等数据，以财经视角为您解读人口政策新鲜提法背后的现象、原因、后果和对策。

现象一：生育高峰影响消退

新生儿数量连续22年少于2000万

1949年至今，我国经历过3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50~1958年，第二次为1962~1975 年，前两次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为自发的高增长时期。

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影响了人口出生率。不过，由于前两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相继步入婚育年龄，1981~1994年又经历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但1998年以来，我国年出生人口规模始终在2000万人以下，出生率也持续下滑。

从1998年到2018年，全国小学在校人数从1.39亿减到1.03亿。2010年~2016年，这一数字不足1亿。

相应地，全国小学数量大幅度减少，本世纪初全国有超50万所小学，现已连续数年不足20万所。

 

现象二：二孩政策效果不及预期

我国出生人口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约束的结果，最直接对策就是逐步放开生育限制。

政策转折发生在2013年11月，我国开始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2014年，全年出生人口总量1687万人，仅比2013年增加了47万人。人们预期政策效果将于2015年明显显现。

结果，这一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还比2014年减少32万人。“单独二孩”政策效果不佳，2016年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又被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在政策引导下，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小幅上涨至1786万人，创2000年以来峰值，人口出生率也上升至12.95‰。

但涨势是短暂的，随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三连跌”，2019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全面二孩”政策发挥的作用。

2017年，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但由于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最终出生人口数比上年减少63万。这意味着，若不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对冲，我国出生率可能进一步降低。

原因一：育龄妇女减少、初育年龄推迟

自2010年以来，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已成为趋势，是出生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

此外，总和生育率也直接关系生育率，该指标是指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65年达到峰值，于上世纪90年代步入低生育阶段。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总和生育率降低是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为1.42，法国为1.88，美国为1.73。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称，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2065年人口减少到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

在我国传统观念下，生子不仅仅是生子，它还包含了婚姻观。因而，结婚率的波动也影响新生儿的数量。

2018年，我国粗结婚率（年度结婚对数与总人口之比）创下十年来新低。

反而粗离婚率（年度离婚对数与总人口之比）却急升。

婚姻登记数也呈倒“U”字型。

进一步研究结婚年龄可发现，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年龄推迟。东兴证券援引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得出2006至2016年我国育龄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均向后推迟了三年。

这既可能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后移”，即近期出生人口数量继续下降，还将影响产妇的规模——推迟生育年龄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生育能力。

在生育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情况下，加之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男女不孕不育比例呈现上升态势。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的12%~15%。

原因二：想生不敢生

除了上述客观原因，还有一些主观原因。

那就是照料压力、养育成本、女性的职业发展，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约束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育儿成本方面，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3.2%，普通高中生均家庭教育负担率达到26.7%。另外，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比例较高，约达到家庭教育支出的1/3。

房价高企等因素进一步压抑了生育意愿。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葛玉好在《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2019）中指出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

除了成本压力，担心无人照顾孩子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国托育机构服务还尚需完善；另一方面，当前女性越来越重视追求职场中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与照料幼儿有着天然的矛盾。

国家统计局网站刊登的署名文章称，受教育程度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初中及以下职业女性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是55.8%，高于大专、本科及以上的职业女性。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研究生招生女性占比在逐步提升。

 

后果一：老龄化加速、社会负担加重

由于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老年期，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已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民政部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按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在1999年时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攀升至18.1%。这意味着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大量人口步入老年期的同时，新出生人口一直在降低，此消彼长，加剧我国社会老龄化的步伐。

相应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逐渐下滑。

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增长乏力，老年抚养比上升至2019年的17.8%。也就是说，1名老年人需要约6个劳动年龄人口来负担。

劳动年龄人口“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不断加重，开销变大。

东兴证券研报指出，2011年后，中国总抚养比转为上行，国民储蓄率出现了下降。

除了家庭和个人的压力，社会负担也在增加，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公共支出快速增长。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65195.9亿元，占GDP比重为6.58%，较上年增长0.15个百分点。

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养老金领取人数迅速增加，交付人数开始下降，影响了养老金的充足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指出，我国的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027年将达到顶峰，可能在2035年前后耗尽。

后果二：人口红利优势减弱

劳动人口数量减少，显著影响劳动力成本。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02年我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仅为0.6美元，只是美国的1/45，挪威的1/50，德国的1/44，日本的1/35，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菲律宾。

众所周知，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占据优势，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而目前，基于数量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削弱。

《探索与争鸣》上刊登的论文指出，劳动力规模缩减和抚养比攀升的反向变化，使得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成本越来越高。同时，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已达8.24万元/年，如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加了133倍。

文章认为，依靠高劳动参与率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存续的困难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转型为大势所趋，通过高劳动参与率收获人口红利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弱。

那么，我国人口红利会彻底消失吗？当然不会！

尽管劳动力数量下滑，但随着劳动人口的技能、知识、经验等水平提升，人口红利正在由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特别是新技术发展下工程师红利、智慧红利等为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动力。

数据显示，中国软件产业销售总额从2000年到2018年，增长超过110倍。去年，软件业销售额增速比GDP增速大1倍。

业内共识是，经济发展必须从依赖劳动力驱动转变为依托人力资本驱动，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新生儿减少、老龄化加剧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挑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在生育政策方面，规划《建议》指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对策一：首提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此次规划《建议》未提“计划生育”相关表述，而是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撰文认为，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首先是要将生育权利还给家庭和妇女，放宽对生育的限制，解决“想生”但“不能生”的问题，从政策层面消除对多生、早生等行为的歧视，优化制度设计，包容各种生育状态。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撰文认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就是包容各种生育形态的家庭，包括三孩、四孩。

尽管是否放开生育，国家层面还未有定论，但目前多位专家的共识是，包容性政策应该涵盖更多内容，包括支持托育服务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就表示，生育政策应该综合考虑数量、结构、分布，从而更加积极地推动生育。并且，包容性政策应该是和优生优育、托幼服务、教育均等化联系在一起的。

对策二：多举措降低生育成本

此次规划《建议》就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目前，相关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托育方面，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早前表示，从国家2020年1月开始运行的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来看，全国已经有近3000家托育机构备案。如果这些托育机构都投入使用，将能为近20万名幼儿提供托育服务。截至10月26日，备案的企业已有5167家。

此外，公办幼儿园“入园难”问题，相关部门也在着力解决。2019年，全国幼儿园中普惠性幼儿园占据大头。

我国还不断在持续发力生育医疗资源相关供给，儿科、产科等薄弱专业的力量有所增强。

2019年，我国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医院床位数2.2张，比2015年增加0.17张。

三级公立综合医院产科床位使用率从2016年的98.2%下降至2018年的83.7%，显示产科床位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还指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善后服务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完善税收、抚育、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减轻生养子女家庭负担。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wind、公开资料）

记者手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是释放生育意愿的前提

生育政策是人们近些年持续热议的话题。关于其是否需要调整，讨论颇多。持不同观点学者之间的“辩论”也时有发生。

但不管是哪一方，大家都在建立完善相关服务、减轻养育负担方面有所共识。

生育成本攀升、教育成本压力加剧、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仍然存在，约束了一些人的生育意愿。如何让有生育意愿的人“敢生”，是政策发力的重点。

国家和地方近年来已推出一系列举措，包括发放婴幼儿保教费、落实陪产假等。但从调研情况来看，一些地方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的补贴资金仍然落实不到位，托育行业标准和管理规范也需要明确，这说明相关配套政策在实际落地执行上还有待加强。

同时，发达国家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已有了几十年的经验，与它们相比，我国的生育支持政策实施较晚，后续仍需要不断完善，构建生育友好型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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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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