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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下,为什么说亚洲是全球经济主要增长极?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9-29 11:37:16

9月28日,成都、中国香港、新加坡三城联动,携手举行“全球科技创新论坛”,进一步探索亚洲在科创领域的合作可能。来自三座城市的专家和企业家已形成一种共识,参与“双循环”建设,将进一步加深亚洲城市间的合作,并有望在此过程中实现各地新一轮转型目标。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杨欢

全球科技创新论坛现场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2020年即将迈入最后一个季度。“第二波疫情”的隐忧下,“疫情”成为贯穿2020年的关键词。若回顾这一年疫情下的经济发展历程,很难不注意到一种格局的转变——亚洲成为特殊时期下全球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各类预测已说明这一情况。5月,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0年度报告》,预计2020年亚洲经济整体上出现零增长,但将是有史以来首次占世界经济总量一半以上。也有外媒认为,2021年的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将主要表现为亚洲的繁荣。

IMF原副总裁朱民将此称为“亚洲奇迹”——由于疫情控制早,亚洲整体经济受损程度较小,经济活动与金融市场因而实现更为迅速的反弹。

为什么是亚洲?

自疫情出现以来,国家间密集互动已然成为亚洲地区的常态。从最初以医疗物资为主的互相援助,到后来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迁移而寻求区域逻辑下的补链强链,疫情在带来危机的同时也形成了亚洲新一轮发展的机遇。就在昨天(9月28日),由南华早报主办、每日经济新闻协办,成都、中国香港、新加坡三城联动,携手举行“全球科技创新论坛”,进一步探索亚洲在科创领域的合作可能。

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在论坛现场,来自三座城市的专家和企业家已形成一种共识,参与“双循环”建设,将进一步加深亚洲城市间的合作,并有望在此过程中实现各地新一轮转型目标。

转型

第九任中国外交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如第九任中国外交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在论坛上所说,“科技创新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是全球各民族、各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对于眼下的亚洲,格外如此。

据亚洲发展银行统计显示,疫情已经在年初让包含45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的亚洲”迎来60年首次经济萎缩。而过去普遍依赖外向型经济实现腾飞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更面临与世界经济“脱钩”的风险,“另谋出路”的需求更加突出。

与此对应,“创新焦虑症”在亚洲各地普遍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陈智思指出,尽管香港以金融、科技等创新要素集聚闻名,但在实现商业化上仍存在短板,面对新的条件,补足弱项已是当务之急。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主席马宣仁也指出,在前景仍不确定的当下,投入时间和精力推动城市升级亦势在必行。

而几乎同一时间,越来越多研究者发现,亚洲正迈向新一轮跃升期。

不久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布报告称,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走过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阶段,开始转向高科技制造和高科技服务阶段。疫情的影响恰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历史性地交汇在一起,推动亚洲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出现。朱民也认为,在过去15年里,特别是亚洲垂直供应产业链得到不断塑造和重造,形成了亚洲的竞争优势。

时代要求与发展阶段交织作用下,转型成为亚洲地区的一门“显学”。《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论坛中,“新经济”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座城市共同视为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抓手。

香港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与新加坡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东南亚基金合伙人邱家睦均提及数字经济对城市的改造。冯国经反复强调,过去得益于供应链而实现抢先发展的香港,目前正步入供应链数字化的重要时期;邱家睦则注意到,在新加坡,“衣食住行”等基本部门正潜藏着数字化改造的巨大潜力。

3年前提出发展“新经济”的成都,已形成一套更为完整的发展思路。成都市新经济委副主任李佳林提到新经济发展的三种思维模式,即“用户思维”、“场景思维”和“生态思维”。从政府思维转变出发,成都自2018年开始发布“城市机会清单”,从给政策到给机会,截至目前,已经对接成功超过300个项目,总投资额破百亿。

模式

三地嘉宾对话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回顾历史,亚洲城市曾造就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正是得益于其与欧美国家迥然不同的“亚洲模式”。如今,“新经济”将全球城市拉至一个新的起跑线上,在此轮比拼中,何种模式能够帮助其再次实现突围?

同样身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和新加坡,均有着深厚的外向型经济基础。在寻找城市内生发展动能的重要阶段,过去依赖发达的进出口实现的发展急需改变。

冯国经详细分析香港供应链优势,发现与产品生产和交付等环节相比,研发的重要性将大大提升。“我们存在一部分优势技术,但目前关键是整合香港各种技术,形成阵营或者场景,并从用户角度进行考虑,定义什么是新的技术,这是关键所在。”

但要形成广泛集成,仅靠一座城市很难实现。陈智思认为,香港缺乏特定的研发资源,特别是某些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完成。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背景下,不仅需要加速与内地人才的互通、取长补短,并且在合作过程中,内地还能提供过去10~15年数字化发展的经验。这些成熟的模型可以帮助香港形成“后发优势”。

不同于对传统行业特定环节的数字化提升,邱家睦提出了另一种思路——据他观察,新加坡建立在“中枢”定位的经济逻辑被整体移植到新的领域。

“新加坡建国后,就获得了一种地理上的‘中枢’地位。上世纪60-80年代,我们转换战略,希望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者,将新加坡作为区域中心或者总部所在地。而过去五年,随着东南亚地区独角兽的崛起,新加坡实质上成为由本土或本区域孵化、并形成东盟国家新经济企业的新总部。”邱家睦如是介绍。

总而言之,业内聚焦香港与新加坡对旧有模式的升级。而在论坛现场,更多人关心,包括成都在内的新兴发展城市,如何探索出全新的发展模式?

国务院参事室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建梳理发现,成都在文化领域优势突出,比如博物馆、书店数量和非遗经济均位居全国前列。数据显示,2019年,成都文创产业增加1459.8亿元,同比增长25%。

文化能否成为一种推动创新的力量?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王治国分析,作为亚洲新兴国家,新加坡迅速崛起离不开其对管理工作的重视,管理就是一种文化理念。文化的根本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而观念、管理和思维方式的飞跃,将能带来更多社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成都悠久的文明史将助推形成一种新的成长模式。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推动形成宜居的环境,并最终将成为对世界顶尖人才的强大吸引力。”普华永道企业融资与并购部中国主管合伙人黄耀和补充道。

区域

全球科技创新论坛现场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值得注意的是,若纵向观察三座城市全新的“亚洲模式”,还将发现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新特点——区域合作成为城市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注意到新加坡与东盟关系日益靠近,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江莉莉特别提到,“过去新加坡的学生倾向于去欧美国家学习、创业,现在,亚洲重要性加速上升,应该鼓励更多学生前往东南亚与中国,关注亚洲、了解亚洲,并在此创业。”据她介绍,在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层面,最近也有了这方面的趋势和倾向。

朱民此前曾分析,亚洲存在四大板块——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为首的占据全球GDP比重10%的发达国家提供资本、技术;中国是最大商品消费市场;东盟是亚洲最活跃的地方,投资、贸易正在快速增长;南亚和中亚拥有18亿人口,拥有巨大且年轻的人力资源。

在他看来,若四个板块能实现不同资源的合作、整合,进而把握时机成立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区域性的、更扩大更包容的产业链,这将推动亚洲在疫后变得愈发重要,有机会慢慢成为全球的引领力量。

而对于成都和香港两座城市,中国正在推进的城市群将进一步带来创新发展的“富矿”。

在论坛现场,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仔细对比了长三角与成渝两个城市群,他指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区,在面积仅占国家总面积的二十六分之一的情况下,去年创下全国GDP接近四分之一的比重。由此可见,其与今年初刚纳入国家重要规划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都将有更大作为。

“一个是产业要新,一个是制度要新,还有一个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融合方式要新,两个城市群还需要进一步对标和对表。”他如是认为。

面对“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增长极”定位,双城经济圈中极核城市之一成都可以借鉴香港的发展思路。在冯国经看来,香港可以成为全球最好的新经济试验场,通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动,发挥其生产性服务业和连通全球市场的优势,提供包括中间品、产品终试的场所,并借此实现弯道超车。

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再次强调的那样,科技创新发展仍需要跨国界、跨领域合作,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国家孤岛,消除国与国之间关于共享新技术的担忧,促进国际更好地合作,释放科技创新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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