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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世界城市研究机构GaWC:成都如何做强极核城市?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7-28 21:06:26

在本•德拉德看来,作为现有世界城市体系的新晋者与跃升者,成都应更加关注中心与非中心之间的联系度、提升中心城市在创新、宜居等领域的功能,以未来眼光建设极核城市。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杨欢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上,成都提出,融入“双循环”、唱好“双城记”,是成渝共建国家新兴极核的时代机遇。

在成渝地区以城市极核拉动西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地理重构的战略使命下,成都将建强极核功能、构筑动力体系、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勇担极核使命、勇探城市发展新路。

在现有世界城市体系的框架下,成都要如何做强极核城市?

关于极核城市,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网络副主任本•德拉德(Ben Derudder)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

其每年参与编制的《世界城市名册》,以城市联系度为衡量标准对全球城市进行排序。对比近几年排名,德拉德发现,许多处于第二梯队的城市显示出向上跃迁的趋势。

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副主任本•德拉德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这与英国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Peter Hall)所提出的“多中心城市体系”理论一脉相承。新一轮以知识经济为主的产业升级推动了城市体系向多中心的方向变迁——

在区域甚至全球尺度下,对城市间联系度的强调带来了新中心和新的层级关系,而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尺度,少数城市的单中心特征则更加明显。

本•德拉德告诉城叔,多中心城市体系是一种理解成都的有效理论框架。在他看来,作为现有世界城市体系的新晋者与跃升者,成都应更加关注中心与非中心之间的联系度、提升中心城市在创新、宜居等领域的功能,以未来眼光建设极核城市。

世界城市体系的跃迁倾向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极核城市是如何形成的?

在《多中心的大都市》一书中,彼得•霍尔曾做过一番论述: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不断提升城市间联系度和互相依赖性,另一方面信息化进程催生了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全球布局。“信息化的全球化”让少数位于世界城市层级顶端的城市承担起极核的作用。

与此前因发达的制造业形成的中心城市不同,全球化推动了两个相反的进程,在制造业不断扩散的同时,更受集群作用影响的服务业成为了集中在中心城市的产业。而其中,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则是中心城市功能的主要体现。

彼得•霍尔写道,“它们是国内和国际政治中心、充当本国与邻近国家的贸易中心,也因此是银行、保险和相关金融业中心,是医疗、法律、高等教育、科技等先进行业中心,更是信息聚集与扩散中心、是奢侈品和快消品聚集的消费中心、以及艺术、文化和娱乐中心。”

换句话说,谁占有了代表知识经济与创新能力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业,谁将成为更具极核功能的中心城市。

以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对象、对城市的联通度加以衡量并进行排名,GaWC为中心城市的分布提供了参照系。而在德拉德最新的研究中,这种世界城市体系并不完全是稳定不变的,相反,其正呈现出一种跃迁倾向。

德拉德发现,尽管伦敦、纽约等第一梯队城市的中心地位很难动摇,但在第二甚至更低梯队的城市,则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比如,他发现,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网络上,法兰克福的中心性正在显著上升。

此外,一些亚洲城市也呈现出了更大的发展潜力。

“一些人预测首尔将比法兰克福更具中心度,在一些指标上,首尔的中心度会超过法兰克福。”德拉德指出。

而注意到中国城市的发展雄心,德拉德也认为,现有中心城市也可能在一些功能上被新晋城市取代。“尽管纽约、伦敦现在在全球范围能仍然具有中心功能,但他们不可避免地展现出不平等、难居住等缺陷。”

德拉德说,“中国城市在设法赶超时,不需要盲目跟随,相反,保持中国和谐、均衡等的理念,有可能推动改变发生。”

以联系度衡量4大城市群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极核城市形成的多中心逻辑,也在重塑城市内部结构。

彼得•霍尔指出,这在先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表现为“集中化的去集中”——随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他们在更广阔的“城市”范围内分散开来,但同时又因特定地区特质再次得以集中,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时间-地理约束。

尽管传统中心城市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城市愈加不再拘泥于单一服务业中心。彼得•霍尔基于长历史研究发现,在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轮城市次一级CBD的建设浪潮,而最近的趋势是,区域CBD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流。

“这里有一个基本逻辑。”德拉德指出,“大城市有利于提升创新、生产等功能,当更多人聚集在一起、更多想法得以交流、分工得以进一步细化,城市的功能能够不断整合、再整合。但同时,城市需要权衡取舍,避免城市病的产生。多中心的理念由此被引进。”

用彼得•霍尔的话来说,由此,全球城市被“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 region)所取代。

作用于全球中心城市的联系度,进一步在城市群领域发挥作用。如德拉德指出,此时,交通等联系度将成为“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

他参与的一项对中国重要城市群联系度的研究发现,若分别衡量城市群内,城市内部与跨城市两个维度的多中心度,并将其排布成一张图,仅四个城市群位于第一象限,分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

图片来源:Xingjian Liu,Ben Derudder,Mingshu Wang,《中国多中心城市发展:多维度分析》

“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不仅产生了多个大型城市,且城市之间有较强的联系度,这导致了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功能扩散。”德拉德指出,“在成渝地区,我们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其有着向其他三个城市群发展的潜力。”

但连接度本身并不一定提升城市极核能力。

“对于城市与城市群内部的多中心体系,可以从形式多中心和功能多中心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德拉德强调,尽管城市群内城市能够通过交通等方式加以联系、并构成有梯度的城市体系,但这种形式上的多中心仍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在功能上联系并融合在一起。在成渝地区,功能上的连接度仍然低于形式上的连接度。

多中心逻辑下的极核城市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总而言之,多中心理论正在从多个层面影响城市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其造就了新的中心城市;在区域乃至城市层面,则形成了以城市群为逻辑的城市发展模式。

在这种意义下,城市要如何提升极核功能?

从地理上来看,城市从一个点拓宽成一个区域,新建设或形成的城市副中心理应承担起更重要的角色。

一个例子是,过去城市与外界连接的逻辑将发生转变,如德拉德分析,城市与城市的联系很难仅仅停留在中心区域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服务业聚集区的城市副中心需要构建起自身的连接网络,从而避免“绕回城市中心”造成的效率损失。

而这仅仅是打造副中心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德拉德以成都正在建设的东部新区为例。在他看来,新区建设在规划之初就应将各利益相关方考虑进来,这不仅包括生产居住,还包括具体零售业态,如超市、影院等,以及休闲、运动区域,确保在新区建设完成后所有功能一并出现。

原因在于,若非通过事前规划引进,难以就地满足需求的当地居民不得不回到中心城区,这又进一步导致商家继续在市中心布局,形成恶性循环。

他特别提到,新区需要提供一种情感联系。通过孩子们在当地学习、运动,能够建立起一种社区感,让新区真正成为“故乡”。

而随着成渝双城经济圈加速建设,德拉德也看到成都做强极核城市的可能性。

“成都提升创新能力和宜居度的一系列措施,均代表着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德拉德指出,许多亚洲城市都面临着后工业化时代生产成本上升、经济增长下降,转变发展方式的难题。

此时,规模化生产难以解决燃眉之急,城市需要更多地与智力机构合作、寻求创新之法。对于成都来说,只有通过创新、吸引更多人才,才能获得向上跃升的动能。

在他看来,周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成都的先天优势。“很少有大城市被自然所环抱,这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愉悦感和城市的宜居度。”

德拉德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成都要如何定位自己,特别是向外界展现自己。城市绝不是只能提供机会,更重要的是,它是绝佳的居住地。一种思路可以是,成都要有上海有的一切,但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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