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战略机遇与发展潜力

□ 每经特约评论员 李善同 唐泽地

在2020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由“成渝经济走廊”到“成渝经济区”，再到“成渝城市群”，以及现在的“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体现了中央顶层设计对川渝地区发展的战略重视。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于促进新形势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引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可以统一发展思路、凝聚共识，明确成、渝的双核作用。从区域发展规律而言，撒胡椒面式的平均主义，不利于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也表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未来的竞争是以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为载体的竞争。2019年四川、重庆的经济总量占西部12省（市、区）的34.2%，且重庆、成都为西部地区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中心城市。重庆和成都是川渝地区的绝对双核，两市占据川渝地区经济总量的57.8%，双城地区经济圈建设无疑将强化重庆、成都的引领带动作用。

另一方面，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将作为西部地区甚至是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加大西部开放力度，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东部地区的增长极和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打造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培育内陆地区的世界级城市群，并引领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从中长期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基于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提质期以及新一轮区域政策的战略机遇期的发展优势。

第一，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期战略机遇。我国拥有逾14亿人口，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培育了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市场潜力和成长性进一步增强，形成了经济超大规模性的独特优势，依托这一优势将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和全球地位持续提升。近年来，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川渝地区经济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重庆、四川、成都的GDP增速分别为6.3%、7.5%、7.8%，均快于全国6.1%的增速）。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第一季度重庆、四川、成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降6.5%、降3.0%、降3.0%，但受冲击程度均低于全国总体水平（降6.8%），表现出了较强的抗压能力和经济韧劲。此外，川渝地区是中国西部与全国和世界经济联系最密切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区，是连接欧洲的关键枢纽和重要门户。因此，川渝地区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重庆、成都不断强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的作用，具有高度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意义。

第二，工业化提质期的战略机遇。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关乎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研究表明，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制造业对农业、服务业具有重要的溢出和带动作用。

近年来，随着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下降、贸易制度与政策的优化，全球和一国内部分工不断深化，分工越来越细化到价值创造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川渝地区依托比较优势很好地融入了全球及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在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食品加工等行业形成了发展优势。此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拥有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工业化提质的战略机遇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该既重视产业间的升级，从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升级，又要重视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具体而言，既要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重视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

第三，城镇化提质期的战略机遇。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前期所积累的大量问题和矛盾，在城镇化的中后期集中显露。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城镇化的中后期，都经历了城镇化由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折，城市发展更注重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产业升级。中国应该还有将近20年的城镇化快速发展空间，但这是一个减速的推进过程。

未来，我国城镇化必须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方向转型，提高城镇化质量将成为发展重点，并且，城镇化将进入绿色发展阶段，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以及城市发展分化可能成为一种新趋势。此外，城市群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之间产业和功能的合理分工，可以发挥各类城市的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的分工格局，实现内部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镇化经济。2019年，全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重庆、四川、成都的城镇化率分别为66.8%、53.79%和74.41%，四川的城镇化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四，新一轮区域政策带来的机遇。当前的区域政策区别于过去，过去的区域政策，比较多地采用倾斜性的政策，例如对一些地区给予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等，而十八大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更注重区域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更注重效率、生态环境和包容性的协调，更注重区域之间的关联和功能的提升，体现了从倾斜性向功能性的转变，并且更多地从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创新。新一轮区域政策强调区域治理与区域协同，更强调促进要素的流动，将释放体制机制新活力，比如，《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就提出，促进成渝、关中平原城市群协同发展，打造引领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核心引擎，强调区际互动合作、要素流动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政策的落地，将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实现经济圈内要素合理畅通、自由流动，形成一体化市场，并促进经济圈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

（李善同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唐泽地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