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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专访西南财大教授甘犁:现金补贴较消费券更有利于拉动消费,建议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发放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5-24 16:04:12

每经记者 张蕊    每经编辑 陈旭    

全国两会已拉开大幕。如何提振经济,让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恢复动力,成为两会期间各界热议的焦点。

近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表示,当疫情突发并扩大至全球范围时,“三驾马车”的作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甘犁师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2009年,他发起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学术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建立起中国微观金融的基础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拥有具备全国及省级代表性的4万余户中国家庭数据,详尽记录了中国家庭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等方面微观信息,填补了中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的空白。

今年212日到321日,甘犁领导的调查组从4万余户家庭中随机抽取了3000余户家庭进行访问,基于疫情专项调查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2020年如果不出现大的补贴政策,或者是刺激消费的政策,报复性消费很难出现,整个社会的消费可能下降11%左右。

基于此,甘犁提出,由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大规模现金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对扩大内需、复苏经济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驾马车”对经济拉动作用发生变化

NBD许多学者认为,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的危害程度要远超金融危机,未来如何刺激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在您看来,疫情在全球扩散的背景下,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

甘犁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甘犁: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疫情突发并扩大至全球范围,“三驾马车”的作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我国而言,当疫情中心转移至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欧洲和美国后,海外市场需求立即出现急剧下滑。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4.7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4%。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在短期内会面临巨大困难。

从投资看,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我们面临的主要危机是出口受阻,实体经济的主要困难是海外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因此,我们过去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启动国内需求、带动就业,同样创造出了较好的增长率。

新冠疫情发生后,“新基建”投资作为国家顶层设计对稳经济将发挥很大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新基建”在短期内恐怕还无法很快地扩大有效需求,并且也要关注未来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隐患。

从需求看,新冠疫情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冲击远比过去的金融危机严重,既影响需求也冲击供给。

一方面,疫情防控导致企业生产中断,特别是中小企业还面临存活下去的艰难,而作为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中小企业遇险无疑对国内就业冲击巨大。

另一方面,失业或半失业人数增加,就会导致老百姓可支配收入下降,同时因对病毒避险心理增加而减少餐厅、商场、景点等服务和旅游行业的消费。

当面临供给与需求双重承压的时候,不仅要针对供给侧保企业,还应从需求侧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而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就是关键。

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意愿高,但手上无钱可花,这是制约社会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性因素。疫情期间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增加居民的收入与消费能力,对扩大内需、复苏经济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图片来源:新华社

现阶段现金补贴较消费券更有利于拉动消费

NBD受疫情影响,消费者信心和流动性受到冲击,消费的复苏并不乐观。据不完全统计,为刺激消费,已经有80多个城市发放消费券。不过关于发放消费券还是发放现金补贴的争论也一直存在。您认为当前形势下,哪种方式更有利于拉动消费?

甘犁:鉴于疫情影响下我国居民已经面临资金流动性约束,要真正拉动宏观层面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现金补贴是现阶段更优的政策选项。

国内消费券拉动消费的效果有限。尽管在刺激消费、启动市场需求、定向帮扶餐饮、文化、旅游行业复苏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消费券难以从根本上推动更大规模的消费增长。

受地方政府财力限制,消费券难以覆盖财政困难地区。消费券集中在市、区使用,造成了较明显的消费区域挤出效应。将消费券定向发放给低收入人群的城市少且发放金额低,消费券无法充分释放边际消费意愿高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另外,因为无法惠及个体户、不具备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无法与互联网连接的人群,消费券发放一定程度上有失社会公平。

对低收入群体实施大规模现金补贴政策更有利于拉动消费。低收入群体消费受限,是制约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意愿高,但收入低、流动性约束大,消费能力难以得到提升。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低收入家庭消费受资金流动性约束非常强,收入最低20%组的家庭中,有90%当年储蓄为负。此次疫情导致中低收入家庭资金流动性受冲击较大,中低收入家庭对收入增长预期也更为悲观,消费意愿也因此降低。

2020年全年消费计划减少超过30%的比例来看,年收入在3万以下的家庭最高,为22.1%;年收入在3万~5万之间的家庭为18.9%;年收入在5万~10万的家庭为12.3;年收入在10万~20万和20万以上的家庭则分别为11.8%9.8%

由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大规模现金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快速刺激消费,最终带动经济良性循环。

实施大规模现金补贴政策在中国也具有可行性。个税申报系统为实施更具普惠性的现金补贴政策提供了技术保障。通过填报个税系统,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个税低收入群体可以方便快捷地领取现金补贴。

NBD目前看来,发放消费券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有专家认为应当让消费券成为长期化的政策工具,对此您是否赞同?

甘犁:首先,消费券在未来是否能持续发挥作用,还需要长期细致的研究。

从全球范围来看,通过发放消费券应对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较少,曾经发放消费券的日本刺激消费的效果也并不太好。目前,有关国内消费券对消费的刺激效果仍然缺少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消费券补贴了居民消费,但消费券产生的消费支出并不一定都是消费者额外新增的消费,还包括消费者在没有获得消费券的情况下同样会产生的消费。居民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收入水平和流动性约束,即造成消费疲软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降低。

因此,除发放消费券外,还需要通过现金转移支付增加居民收入、提高起征点降低个人所得税等多策并举,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更大规模的消费增长。

其次,消费券要成为长期政策杠杆还需要优化设计与完善发放制度。消费券需要持续优化使用门槛、使用范围、使用期限等限制条件。

为减少明显的消费区域挤出现象,同时覆盖更多财政困难地区,消费券的发放应由市、区主导转向由省级政府统筹。

最重要的是,消费券要能惠及弱势群体,精准发放到消费意愿更强、生活负担大的低收入群体,以及无法与互联网连接或者不具备数字技术能力的老人及低收入者。

最后,消费券的作用是“救急不救穷”。制约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是低收入群体消费受限,所以拉动消费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救穷”,即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我国自20191月正式实施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居民收入和支出的申报核实系统初步建立并将逐渐完善,这一改革为建立精准化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契机。先利用个税申报系统,可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相对贫困人口的特殊困难补助制度。

在此基础上,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赡养老人、房贷房租等支出负担大的相对贫困群体,发放额外的特殊困难补助,让贫困家庭也享受税改红利。待相关申报核实体系建设成熟以后,可通过试点推广逐步建立兼顾帮扶和就业激励的劳动收入奖励制度。

图片来源:新华社

鼓励扩大普惠型消费信贷

NBD从消费券到消费节,全国很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促消费的举措,但银行体系的参与度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您认为银行体系如何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拉动消费出力?

甘犁:疫情的确给国民经济和家庭生活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但很多家庭在疫情影响之下出现了报复性储蓄而非报复性消费。我的建议是,可以通过严控多套房房贷、适当放宽青年消费贷的申请条件等多项举措,来助推消费的稳定回升。

住房是我国家庭资产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家庭负债也主要集中在住房贷款领域。2013~2019年,住户部门消费贷款增量中有61.4%来自个人住房贷款增量。

进一步来看,城镇地区多套房上的住房贷款贡献了主要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长,仅2017年至2018年,家庭多套房上的住房贷款占比从62.9%上升至65.9%,远超过首套房上的住房贷款。

421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同蚂蚁金服研究院的合作调研显示,今年一季度疫情之下,租房及有房贷家庭的住房投资意愿明显降低,而多套房家庭仍愿意继续投资房产,即多套房家庭的住房投资需求更为乐观。

居高不下的住房负债尤其是多套房负债,严重挤压了家庭的流动性,进而挤压了家庭消费。坚持房住不炒是中央一直以来不断重申的定位。当前,疫情之下某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政策略有放松,但房住不炒的理念还要不断强化,尤其是要严控多套房房贷,严控多套房风险,才能释放家庭的流动性,进而促进消费。

消费贷也可以成为促进家庭消费的有利举措。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和平滑消费理论,个人的消费由个人一生的劳动收入决定。年轻群体收入较低但消费较高,因此可使用信贷工具来平滑消费。然而,目前还有部分青年群体的消费贷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CHFS数据显示,年轻家庭的户均消费高达13万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万元。在问及消费贷的时候,这部分群体中有24.1%的家庭有消费贷,但仍有9.4%家庭需要额外的信贷支持,用于汽车、医疗和教育等多个方面。

一季度疫情之下,消费贷市场的供需错配更为明显,年轻人消费贷需求在增加,但同时他们判断获贷难度也在增加。

我认为,要鼓励扩大普惠型的消费信贷。即使目前部分青年群体不一定符合银行现行消费贷的发放标准,但从生命周期和财富积累的角度看,应当为这些家庭提供一定的支持,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可以放松消费信贷机构杠杆率的限制,对这部分群体允许一定的不良率,加大对市场流动性的支持,促进中长期消费的增长。

NBD近日,银保监会起草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单户用于消费的个人信用贷款授信额度应当不超过20万元,到期一次性还本的,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将互联网贷款额度上限设定为20万元是否对促消费有影响?

甘犁:互联网消费贷款一般具有房贷成本低、放贷速度快,用户体验好等特点。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它必定需要依赖线上大数据来进行风控,简化甚至放弃线下尽调等传统的行之有效的风控措施,在风险防范方面就会存在一定的不足。

因此,限定互联网消费贷款的最大额度是合理的,即可以有效区分市场,让银行通过线上线下多重手段来满足大额信贷需求,而小额信贷需求则由互联网来完成,也对扩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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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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