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成都先导董事长李进：不满足于永远只生产“螺丝钉”，从“技术外包”挺进新药研发

每经记者 胥帅    每经编辑 陈俊杰    

从一份商业计划书开始，2012年，在读大学的城市成都，JINLI（李进）创立了成都先导（688222，SH）。

从公司只有2个人起步，8年后的2020年4月16日，成都先导作为西南地区科创板第一股正式上市交易。4月16日9时15分，在成都先导的科创板上市仪式上，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进表示，成都先导上市离不开政府打造的良好营商环境以及投资者的关注和肯定。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将立足市场需求，以技术研发为驱动，继续巩固在新药发现领域的优势定位。

成都先导是一家药物发现领域的公司，主要依靠其核心技术——DNA 编码化合物库（DEL）的设计、合成及筛选，为客户提供早期药物发现阶段的研究服务。而该技术亦被视为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尖端技术之一。默沙东、辉瑞、杨森生物等全球知名药企已相继成为成都先导的客户，亦可见其核心技术的重要性。

掌握核心技术且已有高毛利，但从对成都先导的未来规划来看，李进并不满足于此，新药研发是公司主要战略之一。

成都先导为何选择去搞风险不低的创新药？具有强烈危机感的李进不满足于仅做一个外包商：“这可能是每个企业都要考虑的，你不能说我生产一个特殊的螺丝钉，而我永远就生产螺丝钉。”

同时，李进要做创新药的底气，也是基于公司核心的DEL分子库还可被更大化利用。“这个技术可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筛选靶点（能够与药物分子结合并产生药理效应的生物大分子），难道不可以根据我们的兴趣筛选靶点？”李进介绍道，这几年，一方面在打造公司的技术平台来产生收入，同时也在用平台来打造自己的新药管线。

在成都先导登陆科创板之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李进，他谈到了DEL技术的未来、国产新药前景等众多话题。

 

谈公司上市：从成都高新区起步,以上市为新起点

4月16日，一身西装革履加红围脖的“敲锣三件套”，57岁的李进将成都先导送上了科创板。

相比笔挺的西装，李进更喜欢穿白大褂的样子。早上七点穿着白大褂呆在实验室，这一习惯保持了长达30年，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直到现在，他都是很早来到公司，很晚离开的一个。“我不知道我们老板什么时候走，反正我一直都比我们老板走得早（下班）。”成都先导的一位员工说。

成立八年，成都先导在我国新生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科创板上市。现代企业从来不是以证券化为终点，成都先导上市，既是机遇，又面临新的挑战。

虽然年近花甲，但李进还是那样激情和专注。在他看来，科创板上市是公司的一个新起点。

成都先导是成都高新区一家药物发现领域的公司，主要依靠其核心技术——DNA编码化合物库（DEL）的设计，合成及筛选，为客户提供早期药物发现阶段的研究服务。目前，成都先导已建成分子结构超过4000亿种的DNA编码小分子实体化合物库。

成都先导的这一核心技术填补了我国乃至亚洲在该领域的空白，为我国乃至全球小分子原创新药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药物种子库”。

李进计划2020年将成都先导库分子结构提升至万亿量级。他希望成都先导继续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DNA编码化合物库，力争成为中国创新药物的“种子库”及新药创制的“新引擎”。

当然，他也想引导成都先导涉足创新药领域。

谈及进入新药领域的逻辑，李进谈到，“企业它肯定是要考虑长远，从长远看，现在的主营业务是什么？这个主营可往哪些方面发展？这是一条主线。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把主营业务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做进一步的扩展，使中长期仍然有增长点？”

而成都先导做新药，已有了DEL技术的优势。

“新药项目临床阶段的推进是公司主要战略之一。公司目前内部在研新药项目20余项，其中有2项已进入临床Ⅰ期，其余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预计会在2020年将IL-17A项目推进至临床前研究，将CD155项目推进至苗头化合物优化阶段。”李进说，公司致力于肿瘤、心血管、炎症、呼吸道、代谢类等疾病领域临床需求未满足市场的新药研发，最终实现公司自有新药产品的上市。

李进还希望通过并购重组，在条件成熟时收购行业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型公司。进而通过资金、人才、资源的投入对其进行孵化、培育，以进一步充实公司的研发实力，丰富公司的业务链条；同时使公司技术水平始终处于行业先进地位，努力成为基于DEL技术的药物发现和新药创制细分行业主导者。

李进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忆过去：从国外工作到创业,一直在创新药领域

上市交易的首日，成都先导全天大涨129.43%，收盘时总市值达188.6亿元。早盘开出后，成都先导迅速冲高，接近11时创造今日股价高点49.5元/股，全天最大涨幅141.2%，总市值逼近200亿元。成都先导全天成交活跃，收盘价为47.08元/股，成交金额11.07亿元。

成都先导在科创板上市是又一个起点。谈到最初的起点——天府国际生物城和高新区，李进对它们长期以来的支持表达了感谢。

据了解，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由成都高新区与成都市双流区合作共建。经过四年建设，目前生物城“4链条1社区1体系”产业生态圈不断健全，公园城市建设已具规模。

2020年2月，成都市出台《关于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将形成“一源双核四带”生产力布局。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作为双核之一，将建成前沿创新核心引擎，强化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支撑作用，加快聚集世界一流创新平台、科研机构、研发团队和人才，打造国际创新高地。

目前该生物城在金融支持、产业支持、人才支持、配套支持、招商奖励等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及优惠。不只是天府国际生物城，李进还表示，企业发展过程中，高新区也从各个方面支持了企业。

“我们从2012年两三个人到现在几百个人，这就反映出高新区创新创业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李进表示，高新区对公司的支持令他印象深刻，从开始跟他们接触到最后落地，高新区都非常专业，“政策各方面都非常明朗，而且一些政务服务非常到位。”

李进还认为，现在成都打造生物医药的产业功能区，这非常好，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

到资本市场融资，需要更有效率使用募集资金，这意味着企业和企业家更要注重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核算产出比，这一挑战不亚于又一场创业。但人的足迹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来回切换，人生本来就像一部创业史的周期循环。

回到医药生涯的原点，李进曾经要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庆幸的是，他的开局超过很多人。

李进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录取者。在当时10个人录取不到1个人的激烈竞争中，他考进了原成都科技大学（现已合并至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专业，并由此赴英国阿斯顿大学大分子科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此后，他又进入英国名校曼彻斯特大学理论生物学专业博士后站学习。

接连在两所国外知名学府求学，李进的学术水平已崭露头角。接着的故事就如同成都先导招股书披露的那样，他被全球制药巨头阿斯利康“挖”走。

教育部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4.46%。李进是其中的一个，当他回到中国时，市场经济观念已全面渗透，医药产业链蓬勃发展。

在2012年创立成都先导之前，李进呆过的公司均为创新药企。李进深信创新药的未来，所以成都先导才能在鼓励高端生物医药的科创板上市。

目前，成都先导已建成全部自主知识产权，分子结构超过4000亿种的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DEL库）——先导库。

“从客户角度上讲，（我们所做的）属于药物研发领域中密切相关的几个环节，因此同一客户会依据自身需求，一次性或逐渐采购我们的单一或多个业务。任何一项业务的快速发展，有可能会带动其他业务的发展，但各业务之间不一定存在配比关系。”李进简单描述出成都先导业务和全球顶尖创新药企之间的关系。

4月16日，成都先导作为西南地区科创板第一股正式上市交易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论转做创新药：“难道不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筛选靶点”？

创新药“高风险高投入”是一般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在医药产业链中，药物发现为首要环节，它以新药开发想法的产生为起点，以拟进行临床前试验并进入临床研究的活性化合物——候选药物（PCC）的确定为结束标志。这一环节往往是产业价值链中最关键，也是技术难度和经济价值最高的步骤。为了发现一种新药物，通常需要筛选数以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化学物质，并且，随着新颖结构药物的化学合成难度增加，以及可供筛选的物质的匮乏，这一环节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李进分步拆解新药研发的过程。

在李进看来，新药研发过程更像逆长尾效应——越到后面的成本越高。而药物发现阶段对于新药的研发成功率非常重要。

“如果处于药物发现阶段的化合物各方面的成药性不理想，后期药物开发的失败率将会显著上升，不但使企业巨额研发费用损失，同时也浪费了漫长的开发周期，丧失市场影响力。制药企业在药物发现阶段如果能做好基础研发工作，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后续潜在的巨大时间和资源浪费。”李进说道。

2020年，药明康德、药石科技等CRO领域个股备受资本市场热捧，成为医药牛股。李进认为，资本市场看到了CRO行业的成长性。

成都先导的DEL又比传统的高通量筛选多走了一步，这也是公司获得全球前二十大创新药企青睐的关键。

有了DEL技术的良好支撑，成都先导自己做新药研发项目也顺理成章。

“这可能是每个企业都要考虑的，你不能说我生产一个特殊的螺丝钉，而我永远就生产螺丝钉。”李进要搞创新药的底气是DEL分子库还可被利用的边际价值。这是成都先导DEL分子库的巧妙产权设置，“这个技术可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筛选靶点，难道不可以根据我们的兴趣筛选靶点？”

李进认为，生物医药的药物是价值最高项，药物服务是次高项。作为企业，自然想拿下生产环节的边际报酬最高项。

新药研发还可通过合约安排变现，“新药研发到一个阶段可以转让给别人，比如里程碑费和上市后销售费。”

李进把握经济核算的商业原则——投入产出比以及现金流的平衡。当成都先导DEL的高毛利收入带来现金流，后者又投入新药研发的正反馈循环，“（这是）我们和只做新药研发出现大幅度亏损公司的不一样地方。”

当然，李进也很谨慎，成都先导的创新药投放领域是在肿瘤等人群急需治疗的庞大市场。

说疫情：“人类还是要敬畏自然，谦逊一点”

李进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王昊毅 摄

一直以来，仿制药和创新药长期代表了两种路线之争。在政策扶持和市场观念层面，创新药的重要性逐渐被国内药企接受。

李进认为，仿制药在中国生物医药历史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李进的讲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前几年大火的《我不是药神》——因为替代格列宁的仿制药药价更低，普通的白血病患者才消费得起。传统的仿制药企完成资本积累，龙头企业开始跨步到创新药，这其实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创新药前进势头很难阻挡，而中国的创新药想要获得更大突破，尚需在投入等方面持之以恒。

“中国很多创新药缩短了（与国外间的）距离，但有些领域因为缺乏一些重要的资源和技术平台，还有差距。”不过李进依旧对中国创新药未来在全球的地位感到乐观。

“像过去5年那样持续往下走的话，未来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关键是不要热闹一阵子，然后就不搞了。”李进说，全球前二十大药物公司，几十年的研发投入都在销售收入的15%以上，这才能够保证至少一年和两年就有新药上市，“你没有投资，没有这种持续的这种高投入，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产出。”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作为医药界人士，李进对此次疫情背后也有些新的思考。

“我们人类还是要敬畏自然，谦逊一点。很多东西我们还没搞懂，自然界是很复杂的。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造成一片混乱，那么多人丧失生命。”李进的反思是，人类需要敬畏未知，科学研究也应更加谦逊。科学是在不确定性中发现规律，药物药效并不随人类意志而改变。新药研发的分子结构重组就像人们对新冠疫情反思，自然界并非是理性设计的完美产物。

因此，他也强调——科学技术没有绝对的，“毕竟自然界的药物发展过程还很复杂。”

这种认知融入到李进的生活习惯，表现为他喜欢看生物医药类书籍，还有涉及宇宙的书籍。这似乎带有一定的哲学色彩，药物分子和宇宙都会被人琢磨它的起源。

“我的个人看法是，疫情对整个生物医药行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无论是诊断试剂、老药新用、疫苗研发，李进看到全球药企为抗争疫情而相互协作，“这不是哪一家药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