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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院前急救人沈小波:“封城”那天我哭了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4-08 00:56:31

“我怕不怕?我一样怕。”负责两家武汉急救站的沈小波心直口快:“不能把医生架在一个道德高地,我们选择冲上去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医生确实是为了救死扶伤,也有人可能是为了饭碗。还有的人为了不让别人说自己是胆小鬼。我大学微信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如果)当了逃兵怎么去面对这些同学?”

每经记者 滑昂    每经编辑 张海妮    

武汉院前急救人沈小波。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一月底到二月初,沈小波负责的两家120急救站人员与装备都濒临枯竭。新招来的急救车司机开了两趟就撂了挑子,为数不多的达标防护服要留给转运病人时才能用,单台车辆一天跑了16趟,是平日的近3倍。

自1月开始,沈小波察觉出了急救中死亡数据的异常,死亡几乎每天都有。“我怕不怕?我一样怕。”沈小波心直口快:“不能把医生架在一个道德高地。”

在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前,沈小波看着自己团队日益出现疲态,防护物资储备也接近见底,开始在所负责的光华路急救站、岱山急救站轮流居住“稳定军心”。“跟他们每一个人谈心,看着他们穿脱防护服,要教一两个小时。”沈小波的努力作用明显,岱山急救站做到了在疫情期间零感染。

“说‘封城’的那一天我哭了,我们(武汉)终于走上了正轨。”沈小波清楚,无论此前怎么摇摆,武汉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定会走向疫情被控制的那一天。

武汉急救中心岱山站接急救中心指令准备出车,图为当班医生正在作出诊登记。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突然增多的死亡病例

沈小波从事的120急救工作,也被称作院前急救,顾名思义是在患者到达医院前对其进行医疗救护。

1月23日武汉“封城”,私家车禁行,过江通道封锁,运送病人高度依赖120急救车。武汉120急救热线随即被“打爆”,从此前2000次/天,飙升至超过10000次/天,峰值达15700次/天。

但沈小波关心的是另一份数据。今年1月初,这位曾经的武汉市第六医院急诊科主任察觉到,他所负责的两家急救站出车后遇到的死亡病例开始增多。“我们这里(120急救)面对死亡(救护车到达求救地点时患者已经死亡)是常态,一个月5~10个是正常的。”彼时沈小波和他的急救团队所面临的,是最多时一天中就有3到4个死亡病例,虽不能直接将这些死亡病例与新冠肺炎挂钩,但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往年同期。

“因为从感觉上说,人们对于死亡还是会去经常讨论,偶尔死一个很正常。但天天这样就不正常。”沈小波为此特意在1月17日搬到岱山急救站住了一晚,以稳定团队的军心。17年前有过抗击SARS疫情经验的沈小波坦言:“就是我也觉得那(新冠肺炎疫情)蛮厉害。”

岱山急救站在那时已经成了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众多晴雨表之一。1月13日,这家位于江岸区的急救站单台急救车共出车16趟,如果以平均每趟任务最少1小时计算,当天值班的急救单元(1司机、1医生、1护士和2担架工)几乎没能休息。

高强度的工作,让沈小波的团队逐渐显露出疲态,开始减员,“我们(岱山站)一名医生,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后职业暴露,中间还去隔离了,没问题后,才又继续出来工作”。

“发热病人占到三分之二。”岱山急救站一名护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当时武汉疫情形势非常严峻。

武汉岱山急救站救护车接急救中心指令前往一居民小区急救,图为新冠肺炎疑似患者被运上急救车。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一次关键的谈话

“靠防护服不如靠脑子。”在防护物资最为短缺的二月初,沈小波将这句话时常挂在嘴边。

沈小波毕业于湖北省医学院(现武汉大学医学部),参加工作20余年,之前一直是一名内科医生,五年前被调到院前急救管理岗。这实际上是一个急救站“大家长”的角色。

疫情发生后,沈小波就住在了医院,两个急救站来回奔波。他不仅要为团队协调防护物资,因为岱山急救站没有食堂,沈小波有时还得为一线人员炒菜送饭。但最让他担心的,是团队人员的士气和防护技能培训。

“把大家的情绪安定下来,然后我来教方法。”1月17日,沈小波与岱山站每一位一线人员都进行了谈话,又盯着所有人练习穿脱防护服。那天,他重新宣布了几个纪律:防护服必须脱在外面,工作服和外套也必须挂在外面——“当我们把病毒梯度慢慢降低,我们防护服哪怕差一点都不重要。”

“我怕不怕?我一样怕。”沈小波心直口快:“不能把医生架在一个道德高地,我们选择冲上去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医生确实是为了救死扶伤,也有人可能是为了饭碗。还有的人为了不让别人说自己是胆小鬼。我大学微信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如果)当了逃兵怎么去面对这些同学?”

沈小波的这个谈话起到了关键作用,岱山急救站在此后的运行中,一直保持了人员零感染的记录,“他们后来龙潭虎穴都去过了”。

质量最好的防护服,被沈小波分配给了转运新冠肺炎病人的人员使用。事实上,第一次转运病人时,沈小波选择亲自跟车,“这个就是工作,如果有人不愿意去,那我就带他去。我跟他讲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金银潭,把这个病人送到抢救病房,然后再出来”。

“但我们进之前,要先退一步,想一想自己身上(防护)搞好了没有。不要先想怕不敢进去。如果因为(心里)被害怕占据,动作一定会不规范。”沈小波补充说,“也不要想着立功,冲啊那种。要想着怎样能让自己被感染率最小”。

武汉岱山急救站医护人员完成急救任务回到驻地,正在进行消毒处理。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如果有“后悔药”

最后一次采访沈小波,是3月的最后一天。“如果是月初,就要忙着整理需要上报的材料等工作。”这些工作都要这位急救站“大家长”亲力亲为。

3月份,随着疫情拐点的来临,沈小波负责的两个急救站工作任务已经没有2月时那么繁重,现在他有时间来回顾自己在疫情中的得失。“满分100,最多给自己打个60就差不多了,疫情初期确实我们倒下了三个(医护人员)。我们的能力也有限,不是外界想象的有那么大能量。”

如果重来一次,是不是能做得更多?健谈的沈小波突然沉默,猛喝了一口浓茶,“我们选择了沉默。如果再来一次,这个我会努力一下”。“其他的我们也是按部就班,按照书上的或者其他科学范式来做的防护,所以说这个也不可能变。”

沈小波回忆起1月份,当疫情突然袭击武汉,他看到大量病人去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排队“一床难求”,也感到无力。作为一名有过抗击SARS经验的医生,他清楚地知道防疫重点在哪里——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说‘封城’的那一天我哭了,我们(武汉)终于走上了正轨,无论此前怎么摇摆一定会走向疫情控制的那一天。”沈小波谈及。“(封城)虽然很痛苦,不‘封城’行不行?也可以!但是还是要病人一个个拎出来隔离。这样工作量会更大。”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次年轻人抗疫,其实主力是护士。我对护士的想法改变很多,对医生的想法也改变很多。”沈小波说。

“有时候我自己就想,我病了,我会把自己托付给谁?”干了五年院前急救后,沈小波这次想重回科室。“这次疫情结束后,我跟院长去谈,我还想去当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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