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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零号病人”?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2-17 23:02:17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孙志成 杜恒峰    

谁是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

2月15日,大众视线被引向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黄燕玲。网络传言,她“因意外接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殉职”,并被怀疑是“消失的零号病人”。

传言不断发酵,“零号病人”相关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一天后,病毒所发布官方声明,称“网络流传不实信息”,黄燕玲2015年毕业后“未曾回过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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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大众的关切不难理解。一直以来,“零号病人”被认为是传染病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对“零号病人”的细致调查,能为疾病来源、病因分析、预测、控制措施采用、预警机制建立提供大量宝贵信息。

但从过往经验来看,在寻找“零号病人”过程中,似乎总是充满了真真假假,也少不了“弯路”和“错路”。

乌龙

如今,“零号病人”被普遍用来指代传染病首例罹患并散播病毒的病人。但追根溯源,这个称呼的诞生却源自一场误会。

1982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社会学家威廉·达罗(William Darrow)开启一项新的课题。当时,美国男同性恋群体中开始流行一种本来十分罕见的皮肤癌——卡波西肉瘤。《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争相对这一现象进行报道,自然也引起了达罗的注意。

在了解多位男性患者的性关系史后,他迅速将研究目标锁定加拿大航空法籍空少盖尔坦·杜加(Gaëtan Dugas)。事实证明,杜加可能是疾病的重要传播者——他列出的72位曾发生性关系的人,以及这些人的性伴侣,均出现相似病症。

后来,卡波西肉瘤被证明是HIV病毒感染的并发症。

达罗对病例进行标记时,用“加州外”(Outside of Califonia)首字母“O”代表杜加。但原本的“O”被误认为“0”,在媒体报道中,杜加成了传染病史上的首位“零号病人”。新的代号被赋予新的含义,许多人开始怀疑,杜加就是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第一人。“零号病人”的用法,也由此被固定下来。

这场命名“乌龙”似乎预示着,有关“零号病人”的故事也将不缺“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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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图文无关)

2016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进化生物学家迈克尔·沃罗比等人在1978年和1979年间采集的8例血样中,获得完整的HIV病毒基因序列。据其研究发现,HIV病毒进入美国的确切时间为1970年或1971年。换句话说,在艾滋病被正式发现前,HIV病毒就已经在大量传播。

因此,杜加并非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真正“零号病人”。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病毒学专家Jacobs指出,尽管人们总希望了解事情的全貌,将某个人定义为传染病的源头,但至少在传染病历史中,并不存在完整、纯粹的故事。

对于传染病学家来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确认某人做了这件事,或者某人开启了传染病。

难题

问题出在哪里?

有学者指出,能在第一时间找到“零号病人”,能够为传染病及时防控提供宝贵时间。但多数情况下,“零号病人”都是第二代病例发病并呈现聚集性表现后,通过追溯调查发现的。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病毒学家通过基因比对,最终确定埃博拉病毒的“零号病人”是一名几内亚2岁男童。根据研究,多位病患血样中的病毒基因显示出极大相似性。而调研发现,该男童最早显示出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

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家Lipkin认为,能够像埃博拉病毒一样寻找到“零号病人”的情况极少出现,因为溯源需要非常及时的研究。事后再对病毒传播链进行重建,很容易被误导,从而难以定位真正的初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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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但即便迅速采取措施,调查仍可能陷入瓶颈。

1月20日,新加坡君悦酒店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会后,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与英国的多名参会者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关“零号病人”的调查随即展开,但直到2月15日,仍未得到一个最终结果。

确诊患者曾接触过的中国人依次被排除在外,调查逐渐走向死胡同。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承认,尽管新加坡当局将继续追查此次事件的“零号病人”,但其一种结果是,“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

有专家发出提醒,要警惕“超级隐匿者”(Super-Shedding)的存在。

历史上最有名的“超级隐匿者”,莫过于被称为“伤寒玛丽”的玛丽·梅伦。由于私人厨师的身份,她一生中曾先后将伤寒沙氏门菌传染给53人(注:另有47人等说法),但她本人却一直没有染病。最终,在警察协助下,她才愿意接受医院检查,并最终被证实为病毒传播源头。

悲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则调查显示,不少专家与管理者事实上并不愿意透露“零号病人”的存在。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兽医学院病理学副教授Thomas Friedlich认为,尽管定位“零号病人”在研究和溯源传染病、确定防疫办法上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反过来,其不仅会给大众有关疾病如何产生的错误印象,同时也会传达出一种不当信息:“零号病人”是带来疾病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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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悲剧曾一再上演。

杜加最早感受到因背负“零号病人”的称号而带来的痛苦。当“零号病人”的误读被传出后,非议和冷眼扑面而来,杜加因病重离世。

《旧金山纪事报》记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出版的《世纪的哭泣》,进一步激化了偏见。他在书中频繁使用“零号病人”的说法,还将杜加描写成一名滥交、故意散播病毒的反社会者,先后与2500多人发生性关系。而后,《纽约邮报》等媒体的共同参与,让人们更加确信杜加是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罪犯”。

杜加的名字在长达30年内都与HIV挂钩,他的家人也受到歧视和辱骂。直到近些年,“平反”的声音才开始加强——2500名性伴侣完全是无稽之谈,而杜加成为众矢之的,很可能与其接受调查时的积极态度不无关系。

影响不止涉及某个个人或者家庭。在埃博拉病毒“首例病人”被确认来自几内亚的小村庄Meliandou后,这里的农民失去了他们仅有的生存依赖。据《卫报》报道,一名当地官员透露,不仅其主要产出菠菜、谷物、大米、香蕉等作物再无人问津,当地人更是出于害怕烧光了所有家当。“我们现在比以前更加贫穷了。”他如是说。

实际上,在不少专家看来,“零号病人”并非“凶手”,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只是“更倒霉的你和我”。作为研究的辅助工具,这个称号应该被控制在研究范围内,而不应被附加更多社会意义。

如今,新的“零号病人”尚未确认,但至少,希望悲剧不会再度重演。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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