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十天后，三个有“问题”的武汉人

每经记者 郑洁    每经编辑 张海妮    

1月23日10点，武汉天气阴冷。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蔓延，这一刻，武汉迎来史无前例的封城：全市航空、铁路、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十天中，我们和武汉人民一起经历了确诊人数的激增，也经历了78岁老人康复出院；我们经历了湖北医院物资告急，也经历了除夕夜开始的八方支援；我们看到了医护人员鏖战一线的奋不顾身，也看到了疫情重地卫健委主任弄不清床位数的黑色幽默；我们感受到湖北老人在疫情中卖糖葫芦的心酸，也感受到浙江拾荒老人捐款万元的感动。

封城十天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3位武汉的普通人，他们的焦虑、热心、恐慌、乐观，是这十天中上千万武汉人情绪起伏的横截面；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所质疑的、所疑惑的、所凝聚的问题，是这段抗“疫”岁月的注脚，也是对如何打赢这场仗的警示。

楚风常在，汉江长流，我们期待武汉“解封”的那一天。

问题一：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医院还是普通口罩都缺？

口述：汪雪

武汉市某定点医院行政人员

早在大年初一(1月25日），我就接到通知要上班，这我当然能理解。作为医院的行政人员，一线医生在前面拼搏，我们其他人要尽全力保障他们的工作。

但是有一个问题，作为接收确诊病人的定点医院，我们行政人员缺口罩，别说N95和医用外科口罩了，连普通口罩都缺乏。医院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口罩，我们这类科室发得比较少。我们没有防护服，没有护目镜，连雨衣都没有，我给自己弄了个眼镜每天戴着，也算一点心理安慰。

是我们不接触病人吗？不是的，我们也属于高危人群。非常时期，单位原本的架构被打乱了，我们不再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行政人员身兼数职，哪里缺人去哪里。

我每天在医院住院大楼周围晃，看到身边经过的每个人神色匆匆，我会猜一猜他们的身份：穿白大褂的是医生，那不穿白大褂的呢？大家都戴着口罩，我根本分不清谁是医院职工，谁是确诊病人，谁是病毒携带者。后来我不猜了，反正是一个口罩戴到下班，说不定我自己都是病毒携带者。

我怕生病，医院职工生了病也住不上院。病人一直在增多，口罩一天比一天少，现在我手头就20多个口罩，还是以前存的。我听说我们医院的医疗物资好像只够用一个星期，这也正常，因为病人多、消耗大。但这是一场持久战，说不定要几个月，我不知道后面怎么办。

我想回家，当然想回家，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生活，我已经很久没见过爸妈。我家在武汉周边一个城市，那里也是疫情重灾区。我回不去，也不能回去；他们过不来，就算他们想来，我也不会让他们来。相比自己，我现在更担心他们，他们总会上班的，也没有口罩，到时候他们怎么办。

每天一下班，我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狠狠地洗澡。我在家门口自己搞了个小小的隔离区，一进门把外面穿的衣服都扔那里，然后我就做饭，然后就到了睡觉的点。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里，会感觉到恐慌和焦虑，想打心理热线求助，想想又算了，也许还有人更需要。

现在还有个问题，我租的房子里快没东西吃了。我有个习惯，喜欢囤吃的，所以封城前家里有一些方便面、蔬菜之类的，现在也不够了。我不敢去超市，之前听说过在超市发现病人。我也不去医院食堂，我不去人流密集的地方，不仅怕被传染，也怕传染给别人。我家附近的超市缩短了营业时间，早上10点开门，傍晚5点关门，这时候我正在上班，我没有车，现在也没有公交，即使我想去也去不了。

我想知道，每天看到媒体上全国各地那么多捐款捐物资的，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连口罩都这么缺乏？我感觉整个医院效率很低，也说不上来是哪里慢，也许在走流程，也许调配需要时间。

慢慢的，我有了一种麻木感，反正也看开了，我不再用手机刷跟武汉有关的信息，尤其是病例数字。今天下班回家，我走路回去。路上人很少，也没什么车，每个路口都只闪烁着红灯，以前这车水马龙的地方，现在横穿马路都可以。

空空的街道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问题二：如果由轻转重了，我和家人能住上院吗？

口述者：丁乔

出版从业者、居家隔离的疑似病例

每年元旦跨年的时候，武汉都会举办音乐节，今年也不例外，东湖那边去了很多人，听说还放了烟花。我很喜欢达达乐队，但那天我去了江汉路，还因此挺遗憾。

当时的江汉路也是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我清楚地记得没人戴口罩。大家知道有不明原因肺炎，但听说不会人传人，所以也没有警觉。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是多么荒谬，那时街上每个人都那么开心，谁都想不到一场危机已静静地潜伏在身边了。

1月15日左右，我有点咳嗽，我以为是感冒，没有特别重视，就自己吃了点抗生素。过了几天，等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门诊已经从之前的“随便看”到完全排不上号了。

我有个朋友，她差不多1月19日时也开始咳嗽发烧，早上7点去医院排队，晚上11点才看上病。看了后医生给她拍了片子验了血，打了抗病毒的针，医生就说病毒性肺炎，让她回家观察，等她后来要去打第三针的时候就根本排不上队了。大量的人确诊不了，挤在门诊，轻症的就拿药回家观察隔离，就这么个情况。

我吃了抗生素，症状没缓解，但知道这么回事后，就不打算去医院了，去了也看不上病，还有交叉感染风险。后来我家人也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咳嗽的症状，我们很害怕，但是不敢去医院，就想先观察观察。我记得直到那时候，大概1月20日左右，我在街上看到戴口罩的也是少部分人。

1月23日早上，我醒来后刷微信，看到了“封城”的消息。我唰地就起床了，都没有洗漱，直接就冲出门去。当时就一个念头：我要买口罩，我要买酒精，我要买食物。等跑到超市一看，方便面、挂面什么的都被搬空了，菜价涨得很贵，我记得我买了三四斤小白菜，花了40多块钱。我还买到了货架上最后一瓶威露士，售货员说他们已经没有库存了。这天后，我们就没再出过门了。

1月24日，除夕，全家人吃了我记忆中最压抑的一顿年夜饭。武汉人性格是很热烈的，但今年我们就放着春晚，电视里的一切欢声笑语都跟我们无关，每个人都沉默着，不说话，面无表情，低头看手机，可手机里都是不好的消息。那种气氛太低沉了，让人走不出来，我无法描述那种场景，但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我会永远记得这个除夕夜。

从大年初一到现在，这一周干了啥我都想不起来，有种不真实感，生活好像从中间被切断了。这个春节我们没有团圆，“封城”前我是跟奶奶、姑姑和一个小朋友住一起，我爸爸妈妈在另一个区，但是封了城，我们过不去了。这一周干了什么？我爸爸单位有十几个人确诊感染，家里每个人都在咳嗽，大概就是住处各自隔离，足不出户地揪着心吧。

2月1日，我出门了一趟——也只能我出门。奶奶年纪大了，姑姑要照顾小朋友，要生病只能是我生病。家里快没东西吃了，我步行40分钟，想去超市买点食材，但到了超市，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一路上，几乎没有一家店是开着的，武汉人可能都在家里呆着，除了想方设法要住院的人。

回来路上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就在我们社区。社区是我回家必经之路，我有点喘，走路比较慢，听到有个住户求社区工作人员给他开张单子，他说开了就能住院，但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回应的意思，半天也不说话。我就走开了，心里很难受。

目前，我和家人情绪好点了，一个是因为隔离以后家里没人严重发热，算是万幸；还有一个是因为我们心理上也隔离了，什么消息都不看，就能好受点。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我们全家隔离这么久，都是自行隔离，社区和居委会没人要求，没人联系，没电话，没短信，也没人上门排查。之前听说落实到社区，社区会来量体温，我们全家都挺期待的，早早就起来等着，因为我们想说如果社区来量了体温，也许就能得到一些诊断什么的，但是没人来。 

现在是2020年，这一年我经历了意料之外的荒诞，去遥远的卖场买食物要靠走路，生病了想住院得去社区批单子。现在我就想知道，如果后面我们家有人变成重症了，那该怎么办啊？是找医院呢，还是找社区？我们能得到有效治疗吗？

超市中几乎被抢购一空的货柜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问题三：我们是否可以让更专业人士去做物资调度？

口述者：赵涛锋

出行行业从业者、无偿接送医护人员志愿者

在做出行行业的很多年前，我是学医药的，也做过临床，所以大年三十晚上看到微信群里医护人员哭泣的视频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我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

第一反应是能不能接送下医护人员，当时已经“封城”了，我想要协调车的话肯定没那么快，而医护人员上班不便会造成大问题。我有车，也暂时做不了别的，所以我马上就加入了志愿者群。

做这个决定时我没有告诉妻子，我是丈夫，也是父亲，我有两个双胞胎女儿，当时传播渠道并非完全明晰，我怕自己的决定对家人不负责。但我必须做点什么，这些白衣斗士——对，我称他们是白衣斗士——他们压力太大了，需要有人站在他们背后，让他们感觉自己不孤单。

我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经历过非典，我知道冠状病毒和呼吸道感染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怎么防护。而且我判断这次这个肺炎致死率没有那么高，如果做好消毒和防护，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天我就出门去接送医护人员了，出发前我问了志愿者群主，是否会给一些基础的防护设备？他很忙，就回我六个字：自愿自行购买。当时我也没酒精，小区里的住户知道我要做这么个事儿，就送了一些酒精给我。我就这么出发了。

流程是这样：看到需要接送的信息，到了指定地方，接到医护人员，把他们送到地方。这个过程中我们全程无交流，医护人员大概是怕自己携带病毒传染给我。车上谁都不说话，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下车之后，他们会给我个眼神、点个头，我知道这肯定是感谢的意思。

接完人我会把他们接触过的地方用酒精喷一遍，到了小区停车库，我就把车门窗都打开通风。然后回到家，我就开始自我隔离，还是怕传染给家人。这时候就瞒不住了，妻子最开始不理解，没多久也理解了。

每次送完医护人员后回家，我都不让孩子出来，在家门口先让妻子拿着酒精把我前后喷一遍，喷完了把鞋放外面，口罩和手套取下来，去洗手消毒，然后我就到自己房间不出来。到了饭点，妻子会把饭放我门口，我自己出去拿。想孩子了，就隔着房间聊聊天。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长期做这个事，我肯定不能住家里了。

后来我就做得少了，一个关键原因是医生的衣食住行渠道逐渐被政府完善，他们可以住在酒店，而且有专业的车队接送。还有一个原因是确实听说有无偿接送的志愿者司机疑似感染，志愿者的人数就少了很多。

接送人的单子少了，我就又开始接送物资，做一些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据我了解和推测，医疗物资现在还是缺乏，大概有几个原因：一是全国各地都在过春节，物资生产本来就不够；二是现在由于各种原因，物流运送慢；三是这些物资到了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后，还有复杂的调度，工作量很大。这两天铺天盖地在骂他们，但我觉得他们确实也辛苦。

还有一点，一定不能乱。我不知道在物资调度上面，有没有可能请更专业的团队来做？有没有可能增加点人手？此外，我觉得个人方面，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己不要乱，不要乱囤口罩，也不要成天看或者转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心理会受不了。

这次不管是“封城”还是疫情，我们家人都比较淡定。“封城”这件事，我们有预料，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湖北人过年有做年菜、囤食物的习惯，所以我们也没有出去抢东西，何况到现在为止都叫得到外卖送蔬菜，我觉得没传的那么可怕。

我和妻子也谈过生死，我们第一次感觉死亡离我们这么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传染，感染了又怎么办，但是我们家总体情绪比较平稳。相比疫情，恐慌才是更可怕的。我相信不久后，武汉一定会战胜疫情。

 

记者手记丨等待绿灯重新闪耀 车辆川流不息

我曾经两次到过武汉。第一次是2011年，记忆中那时的武汉大桥下江水宽阔，小巷里热豆皮好吃，公交车开得飞快，户部巷人山人海。第二次是今年1月10日，九年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因为那股乱糟糟又温暖的烟火气，彷佛时光并未走远。

记忆中的武汉人更是有种旺盛的生命力，脾气爽直，见面响亮地打招呼“干么事”，遇到困难丝毫不“服周”。

正因为此，在这样的印象下，听到武汉人诉说面对疫情时的惶恐、焦虑、悲伤、疑惑，难免不揪心。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政府在行动、民众在捐款，但个体的人在面对宏大的危机时，他们的无助那么真实，他们身处漩涡中，难免对未来有点迷茫。

他们有的人在医院上班，每天都接触病人，却连普通的口罩都紧缺；有的人疑似感染，自行居家隔离，渴望社区量个体温给个诊断，却没有等到；有的人不缺衣食，远离危机，原本可以平稳度日，却因为内心的热血主动向危险走近；还有的人全家染病，家人状况危急，却因为无法确诊等不到一个住院手续。

1000多万人口，这不只是个数字，这是几百万个家庭，背后是跟你我一样的千万个故事。

采访对象告诉我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她说武汉的街头人少车少，但是红灯却一直在闪烁。这是一种隐喻，城市里的人现在需要停下来治病。今天看到武汉市将对全市经发热门诊诊断有肺炎症状的发热病人和新型肺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由各区安排车辆分别送至区集中隔离观察点集中收治。

武汉人等这一天很久了，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绿灯将重新闪耀，人流车流将重新川流不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