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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湖北人自述:微信群发了车票截图,被多人举报如“惊弓之鸟”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1-30 00:11:59

范琳:离开老家之前,我在一个很熟悉的微信小群里发了自己的火车票截图,但后来我改签了,并没有乘坐车票上的那趟车次。所以应该是被群里的某个人举报给了铁路部门和派出所。

每经记者 陈星    每经编辑 汤辉    

1月27日,日本名古屋机场,六、七十名非武汉籍游客因不愿与19名武汉游客同机返回上海,导致飞机延误数小时一事,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一部分网友称,非武汉籍游客此举也是为保护自身安全,无可厚非。而另一方面,部分网友在网络上呼吁,停止对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的“歧视”与“偏见”。

前文中的19名武汉游客,只是这一群体的一个缩影。相关数据统计,在今年农历春节前,有约500万人离开武汉。伴随着疫情的加剧,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敢暴露自己的户籍信息,“我是武汉人”成为一句能不提就不提的话。

1月29日下午,常年在北京工作的湖北黄冈人范琳(化名)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讲述了自己返回老家过年、又赶在封城前回到北京后的遭遇。在采访中,范琳反复提到的,也是令记者印象最深刻的几句话分别是,“我不是为了躲避疫情、制造恐慌才离开老家回到北京,只是害怕交通封锁后不能回到工作岗位”、“我没想到因为我在朋友圈呼吁外界关注武汉以外的湖北地区疫情而暴露了自己湖北人身份,进而遭反复举报”、“有关部门调查、了解我的情况是义务、是责任,但作为湖北人也想呼吁,不要让在外的湖北人像一只‘惊弓之鸟’”。

范琳自述

我是湖北黄冈人,在春节前回到老家跟家人团聚。本来基于一些我私下了解到的信息,我是不打算回去的,但由于当时疫情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加之父亲听到我过年不打算回家发了脾气,我最终在春节前几天回到了黄冈。但之后各方面披露的信息越来越多,眼见武汉还封城了,我害怕回北京的交通也被封锁而耽误节后的工作,在家里待了不到两天就订了回北京的车票。

如果当时我想是以“逃难”的想法离开湖北的,我肯定就把家人带着一起出来了。现在我的家人都还在湖北,就我一个人回到了北京。

在我回京的火车上,我就接到了第一个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工作人员跟我说,我被人举报从湖北“逃回”了北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后来,一个自称湖北回京的某列火车的列车长也给我打电话,说了解到我是从疫区出来的,希望跟我见个面了解情况。但一番电话沟通下来,我才发现我坐的并不是这位列车长的车次。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离开老家之前,我在一个很熟悉的微信小群里发了自己的火车票截图,但后来我改签了,并没有乘坐车票上的车次,所以应该是被群里的某个人举报给了铁路部门和派出所。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也可以好好配合,没想到更猛烈的调查和问询出现在了我回北京后。回到北京的家后,我第一时间跟小区所在的街道办主动报备了自己的情况和位置。直到现在为止,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微信告诉街道办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是否出门等等。

但在我主动与街道办建立联系的情况下,我竟然连续接到了两个不是我所在辖区派出所的电话,还有一个我公司所在辖区的街道办电话。也就是说,我从踏上回北京的火车那一刻起,到1月29日的五六天时间里接到了8个问询电话,无一例外被告知“我是湖北人这个事情被举报了,需要我配合调查”。在接到第二个派出所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崩溃了。

我崩溃的不是我需要配合派出所或街道办做信息登记等等,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他们也很不容易,同时这也是我或者每一个湖北人的应尽之责。

让我崩溃的是,举报人仅仅是根据我在朋友圈的发文了解到我是湖北人之后,就向我的现居住地甚至公司所在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他们没有事先问过我的身体状况、我是否从湖北老家回到北京以及我是否已经自我隔离,就将我的个人信息、户籍资料甚至是现居住的小区地址都统统举报了。

反复接到派出所和街道办的电话,一次一次地去解释这个事情之后,我已经像一只“惊弓之鸟”了,害怕再接到电话或者去讲述这个情况。原本我在个人朋友圈经常公开老家的一线疫情、号召外界关注武汉以外的湖北地区疫情,包括我也在做一些物资的募捐对接,但现在我在朋友圈沉默了,不敢暴露自己是湖北人这件事。

我说出这些,是想说明不管是派出所还是街道办履行他们的义务与职责,我都是可以理解的。我所受到的内心伤害也不是他们带给我的,而是身边普通人对“湖北人”的歧视和避讳所带来的。从疫情爆发以来,尤其是我在从事一些物资募捐对接工作,作为湖北人还是收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关怀,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

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的身边有从疫区出来,不自我隔离还四处乱走乱窜的人,我支持举报,如果是我,我也第一个举报。但作为一个在正常的自我隔离、努力不为社会添乱,还希望为抗击疫情做出一点贡献的湖北人,我们也希望得到基本的尊重。

记者手记:多一点温情

范琳在采访中,一度带着无奈的哭腔。因为频繁的电话询问,原本处于有序的自我隔离中的她已经有数个晚上无法入眠。

但范琳多次对记者强调,她并非对有关部门的问询或调查有所不满。相反,这正是基层派出所和街道办履行职责,努力抗击疫情的表现。“疫情当前,基层干部和民警必须去做好这些基础工作,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说有一点建议,也是希望基层部门之间能够多一些信息的互通互联,不要让接受问询和调查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

由于湖北人的“特殊身份”,而遭遇“特殊对待”,并非只有范琳一个。1月29日,人物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经过这次,我最担心的是武汉人的心理创伤》的报道,文中有9位身在异乡的武汉人,因为此次疫情,遭遇了歧视、拒绝、信息泄露、举报、甚至驱赶和网络暴力,当然,也有善待。

报道称,多位受访者在采访中强调,“我们不是有意出来的,离开武汉时,我们并不知道疫情会这么严重”以及“武汉人的心理创伤,令人担心”。

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近日在回应“歧视湖北人”的问题时说道,相信对武汉人、湖北人的歧视都是个例,绝大部分人都会善待湖北人。同时,湖北人也要理解这些防控措施,这是为了全国人民,为了全世界。

我们刊发此文,也是为了让读者在对待疫情时严肃,对待同胞时温情,携手打赢这场疫情之战。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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