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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 《清明上河图》中的八百多人都是我的老熟人

每日经济新闻 2019-12-20 11:25:08

每经记者 董兴生    每经编辑 杜毅    

距离《清明上河图》卷(以下简称《清》卷)再次展出的时间越来越近,余辉也跟所有人一样在期待着。即便身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也不可能随意接触这幅长卷。这么多年来,余辉只有在2015年《清》卷上次展出后,独自看过一次这幅画。

从1990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余辉在这座古老的紫禁城中,一待就是29年。

余辉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董兴生 摄

每一天,他骑着自行车穿过红墙小巷,仿佛游走在历史中。而在他十平方米左右的书斋中,仅仅研究《清明上河图》,余辉就持续了十几年,并最终凝结成一本《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清》卷表现的是宋代的繁华盛世,图中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是这一观点的重要支撑。但余辉从繁华中看到了画家张择端背后的“隐忧”,他认为,《清》卷中诸多细节都表明,北宋的政治、军事已经走入绝境,当时的北宋已经出现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而张择端作此长卷的目的,意在向宋徽宗谏言。

这几年,大到北京大学、社科院,小到居委会社区图书馆,都有余辉讲座的身影,所到之处,他的观点也如影随形。不久前,余辉在故宫博物院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系统阐述了他对《清》卷的研究成果。

为了佐证观点 曾4次于清明节前后实地考察开封

余辉一再强调,《清》卷中暗示社会矛盾和危机,以及张择端凭借此画向徽宗谏言的观点,并非他的首创,5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持此观点。“《清》卷后面有元代李祁的跋文,其中说‘犹有忧勤惕厉之意乎’,已经佚失的明代邵宝跋文也强调,《清》卷的政治作用是‘触于目而警于心’。”等等。

“这个观点是有历史传承的,不是我脑洞大开,拍脑袋想出来的。”余辉告诉记者,在《清明上河图》卷面上共有13个人题过14篇跋文,其中一直有两种观点交织斗争。一种认为表现的是社会危机,另一种认为表现太平盛世,如金朝的文人是带着悲切的心情这么看的,明代大太监冯保看了《清》卷之后,顿感“心思爽然”。

余辉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董兴生 摄

只是后来,认为是表现繁华盛世的观点占了上风,另一种观点则被淹没了。“我发现了古人对《清明上河图》的本质理解,把他们的声音放大了,并在图里一一找到了证据。”余辉说,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纵览《清》卷几乎没有欢快的色彩,没有太多的“颂扬”。在整幅长卷中,表现娱乐活动的场面,只有一个犄角里,有个人在说书,“这说明画家是有主动地选择”。

但只有这些证据还不够,余辉又对比了明清两代画家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明代和清代的《清明上河图》才是真正表现太平盛世。”余辉举例说,“明代的版本一上来就画了娶亲队伍,清明节不是娶亲的日子,显然画的不是季节上的清明,而是社会政治上的清明。而清代的版本,是乾隆皇帝登基后催促出来的,形象地表现了他所要建立的清明社会。”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作为证据。《清》卷中画了船与桥即将相撞的险情,一名船夫手持长杆顶住桥墩,桥上的人也惊慌不已。而到了明清两代的版本中,“船和桥都好好的,船很顺利地通过桥”。余辉认为,《清》卷的这一细节,象征着画中的社会矛盾达到了高潮,而到了明清两代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三代画家的创作意图不同。

“张择端是画给一个人看的,就是宋徽宗,而明清两代的民间画家是为了卖画,宫廷画家是表现皇家的期盼,只有表现繁华盛世才有看头。如果按照张择端那么画,画的危机四伏、矛盾四起,老百姓觉得晦气,是不会热销的。”余辉说。

得益于电子影像放大技术,研究者可以更清晰地看清《清》卷中的细节。具体到画卷中,余辉找到了更多证据。“画卷中进城门第一家是个税务所,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城防机关,供官兵备岗休息的地方。”而在另一处细节中,原本实施消防救援职责的军巡铺屋,被改成了军酒转运站,用于盛水灭火的水桶也被用于盛酒。

这个亭子是“望火楼”,楼上专门有人查看火情,楼下是兵营,可是现在,楼上没有一个人,兵营改成茶馆

余辉认为,这些细节表明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城防、消防、民防、安防皆已倦怠,而且酒患泛滥。而画卷中的其他细节,也可以证明商贾屯粮、党争严酷、商税沉重等诸多社会弊病。值得一提的是,宋史学家通过研究宋末大臣上奏的奏折,也发现反映的社会问题,与画卷内容相吻合。

余辉认为,张择端之所以如此安排画卷内容,显然是有意为之,目的在于借助画卷向徽宗谏言。“利用画卷谏言,在宋朝很常见,据南宋邓椿《画继》卷四载:开封有个叫靳东发(字茂远)的人物画家,他汇集了古代到当时以谏诤为题材的人物画有百幅之多,组合成了《百谏图》。而到了明清,以画谏言就不多了。他觉得,张择端将对社会的观察绘入画卷,正是《清》卷最有价值的地方。

其实,余辉对此做的准备,不仅是从画卷中找证据,他曾4次在清明节前后实地考察开封。为了弄清楚张择端少年生活过的山东诸城,他曾从张择端的老家启程,循着到开封的路线一路西行,实地考察沿途的民风民俗。详实的史料和实地调研面前,质疑声逐渐减弱,认同声越来越多。

不过,余辉始终认为,对《清》卷的研究和认识远没有终结。“人类在认识问题上是有惰性和缺陷的,把表面物像弄清楚后,就以为认识已经终结了,容易把认识的初级阶段当作认识的终结。同样,我也不能把我现在的认识作为对《清》卷认识的终结。”余辉说。

《清明上河图》对共享单车管理有借鉴意义

就在前一段时间,#宋代人喜欢点外卖#上了微博热搜,“懒与馋”的现代人似乎一下子在900多年前的北宋找到了“知己”。实际上,在当时的宋代街头上,“现代化”的物件还不少。

在《清》卷中可以找到两处北宋外卖的例证,当时的外卖甚至比今天的还要先进,一种酒水外卖的还带有明炉。“因为宋代流行喝热酒,所以上面是一壶酒,下面是保温炉,还带着夹炭的夹子,既要保持温度,还不能把酒烧开了。”余辉说。

余辉介绍,宋代商业文明发达,生活节奏加快,所谓“外卖”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的产物。不仅如此,从《清》卷中还可以看到,北宋还有现代社会的公共垃圾桶、灯箱广告等。

这家脚店的招牌是立起来的,能够吸引远处的客人,很像现代社会的招牌

作为北宋的“帝都”,东京开封城里“白领”“蓝领”的工资甚至可以与今天的北京、上海相提并论,余辉给记者讲了一个例子来证明宋代人的收入水平。

“当时东京码头上的民工,扛一件大包可以挣三四百个铜钱,当时两个铜钱可以买一个馒头,也就是说他一天可以挣将近200个馒头,就算全家人一天吃几十个馒头,还能剩下一百多个呢。”余辉说。由此也可以看出来,一般北宋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差不多在40%-50%左右,吃穿剩下的闲钱可以用在文化消费上,这也是为什么瓦子里文艺生活丰富的原因。

虽然北宋富有、发达得甚至吸引现代人回去看一看,但张择端却认为繁华背后隐藏着社会危机,例如沉重的赋税,巨大的贫富差距,形同虚设的城防和消防,严重的商铺侵街等问题。相对于以往认为《清明上河图》只是一幅反映太平盛世的风俗画卷,余辉通过细节考证得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张择端是想借画作向宋徽宗谏言当时的社会问题。

余辉介绍,例如画家在城门口故意画一支骆驼队进程,城门口没有一个看守的士兵,北大荣新江教授发现牵骆驼的人是个“外国人”,画家这种有意识地安排是突显天下太平时隐藏的安全问题。

“看得出北宋太注重税收了,把城防机关改成了税务所,甚至国家的安全都不考虑了,事关国家安全的城墙都快塌了,当时的朝臣就已经提出了修城的建议。”余辉说。

整个汴梁城门楼,城门没有一个士兵上岗执勤,只有收税的

商业文明发达、生活工作节奏快、居民注重自己方便却忽略了城市环境的有序……这些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里反映的社会问题听起来似乎非常耳熟,九百年前的北宋东京即出现了现代城市的方便,也伴生了“城市病”。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也为城市管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挑战,社会管理和公共道德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现在的共享单车方便吗?但没有管理,扔的到处都是,缺的不仅是公司的管理,还有社会的管理。”余辉说。而在宋朝,就已经有公共垃圾桶、排水系统,这些对当今的城市管理都有借鉴意义。

“画中的810多人都是我的老熟人”

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余辉被分配到书画陈列部书画组工作,主要工作是策划展览。多年来,余辉和同事先后三次在故宫博物院布展《清》卷,并促成了《清》卷在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香港艺术博物馆等地的展出活动。可以说,在《清》卷向大众的普及中,余辉付出了诸多努力。

不过,余辉认为,《清》卷的普及传播并不均衡。“老百姓只知道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但应该以《清》卷为切入口,了解中国古代美术史和更多古代绘画。”余辉说,对古代艺术的理解,“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素养”。

也是因此,多年来,余辉都在思索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清明上河图》。2003年,余辉提议并帮助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设计制作了“走进《清明上河图》”节目。在文物的展览还停留在从静物向数字化探索时,这档节目已经开始主打“穿越”的沉浸式体验,比3D版的《清明上河图》还早了十几年。

在余辉看来,《清明上河图》就像是一本宋代的风俗百科全书,陈列着太多的文明密码。余辉认为在文物的展览上,技术是手段,传播是目的,让画中的人物走起来、动起来不能作为认识古代作品的目的,文物动起来的生命力在于对史实的认识和理解,在于让文物的思想文化内涵走进人们的心里。

“我想让老百姓不仅看到画中会动的人和物,还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余辉说,“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让观众可以走进去和画中的人攀谈,例如这个挑夫,可以问他有没有找到活,一天能挣多少钱,他用开封话回答你:现在的活不好找,青黄不接的时节,来的人太多了。”

在余辉的设想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VR等技术,以《东京梦华录》等文献为根据,为画中比较突出的人物建立信息库,游人畅游其中可以和他们自由的进行攀谈。“比如你到了小饭馆,问他三个人在一起喝酒多冷清,我们现在都是10个、8个人一桌的,他会对你说:不行,大宋有规定,多人聚众饮酒,有谋反嫌疑。’”

不仅如此,对话也要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果与一个宋朝文人攀谈,他会告诉你苏轼、黄庭坚的命运。”余辉说,这样的《清明上河图》走下来,相当于把宋人的笔记全部读了一遍,“这样的《清明上河图》你能慢慢地看上一年”。

如果将这个设想实现,对余辉来说恐怕是驾轻就熟。几十年的光阴研究一幅画,画中的810多个人物他日日相见,已经全部成为了他的“老熟人”。“我感觉我已经把自己变成了这幅画里面的一个人,我可以和所有的人打招呼,所以我才会有这么一个和人物对话的idea。”

余辉对每经记者说,“因为做历史研究是由细节决定成败的,细节要是错了的话,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部倒掉了,历史的证据都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不是由一个个观点或者是宏论来组成的。”

1959年出生的余辉仍每日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在故宫的宫墙内,在一张画上他花费了人生十几年的光阴。他说,之所以一幅画坚持研究十几年,一半出于兴趣,一半出于责任。“如果兴趣没了,责任会使你的兴趣长期持续下去,兴趣会遇到障碍会转移,但是责任会帮助我克服这个障碍。”对于他来说,目前的工作重点已经由画作转向提炼出一种叫做“图像考据学”的研究方法。在以往鉴于文本的考据基础上,余辉希望发掘图像文献的价值。

“这是一门古老而新颖的学科,《清明上河图》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我前30年都是为了这个努力。”余辉对每经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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