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9亿美元“大单”！从沿海到内陆，外资目光为何瞄准成都？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杨欢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摄

在对外开放、特别是外商合作上，成都又迈出了一大步。

今日（4月12日），成都举行2019年外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现场获悉，本次集中签约项目共22个，总金额33.9亿美元。按产业类别分，先进制造业项目9个，协议金额17.74亿美元，主要涉及电子信息、航天航空、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等产业；现代服务业项目13个，协议金额16.16亿元，主要涉及现代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文化创意、养老服务等产业。

记者注意到，此次签约的项目中，有不少是直接将中国总部设在成都，如Happyeasygo Group中国总部项目、德国IB中国总部项目、北森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全国总部项目、香港普基发展公司投资全国总部项目等，有的是将某个业务部门的中国中心设在成都，如德国宝马集团出行服务总部项目、兴科蓉控股公司全国总部结算中心暨进出口生物医药供应链服务中心项目、Aerospool飞机制造公司通用飞机制造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等。

资本的嗅觉是最敏锐的。外商的选择印证了此前的一个说法：越来越多的内陆城市开始承担起开放门户和窗口的职能，无论是领事机构数量、国际（地区）航线数量，还是世界500强落户数量均在中西部城市中领头的成都，似乎更能吸引外商的投资热情。

从沿海到内陆，外资企业的目光究竟为何转向？

总部扎堆

每经记者 张建 摄（资料图）

开放资源西进的一个基础是，内陆已具备了原来沿海地区才有的产业基础，而沿海不断走高的生产成本使其不得不向内陆扩散。

在活动现场，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向西部城市迁移，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是因为沿海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而内陆城市劳动力密集，成为企业移动的动力源之一。

但以此逻辑，中西部城市应存在一种企业的分化，即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继续留在沿海，而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向内陆。但事实上，更多企业的商务与科研中心开始在内陆生根发芽。以更客观的外商表现为例，在今天的签约仪式上，不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选择将总部放在成都，而在沿海城市设立了分公司。

为何一直对总部“情有独钟”的成都，开始迎来总部的“收割期”？

被称作印度的“携程网”，来自新加坡的Happyeasygo将中国总部项目落户成都，以统筹包括在上海、香港的中国业务。作为创始人、CEO Boris Zha对这一决定显得十分满意。他反复提及成都的办事效率以及服务态度，“成都的营商环境十分好，对企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让我们可以有效进行商业探索。”他希望在此探索发展电商的可能性，将企业打造成“第二个阿里巴巴”。

营商环境也是众多企业共同提及的“成都优势”。正如成都市投促局相关负责人所说，下一步，成都将继续抓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年的机遇期，推动对内外资企业的招引力度。

但除此之外，在吸引外企上，成都还有更多“牌”可以打。Boris Zha特别提到，企业落户成都后，能够综合运用当地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当地趋于成熟的电商企业生态圈、优越的物流条件等。

在更新的船业领域，成都也开始呈现出新的优势。总部在法兰克福的德国青年、社会和教育国际联盟也将中国总部放在成都。据其中国总经理赵蕾介绍，作为德国最大的职业教育机构之一，IB曾在珠三角、长三角和成渝地区进行选择，而在调研三个地区的市场环境、发展前景后，最终选择成都。

而法国国家铁路总公司旗下AREP设计集团成都公司总经理设计总监欧瑞则提到了新理念在成都落地的有效性。“我们进行的TOD规划设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难进行，而在成都则有更大的空间。”他说，“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成都的发展前景更好。”

环境打造

每经记者 张建 摄（资料图）

硬条件的提升是一个方面，对于内陆城市而言，要在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合作上实现进一步超越，将取决于软环境的打造。

前不久，记者参加了由中国法国工商会成都分会组织的一场“税收与财富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不少外资企业均表达出在中国缴税时的一些疑惑，比如，在进行一些经营活动时，无法正常索要发票，而需要用一种在其他地方补票的替代方案，这为其正常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

St. Jame’s Place财富管理公司合伙人Côme Doleac告诉记者，可能对于国内的公司来说并不算大事，但这种税收便利性的问题却可能会改变外商对落户的选择。

白明指出，“外商企业、特别是世界500强公司眼睛‘很毒’，中国城市在资源、市场和基建等领域已经具备了初步的优势，进一步吸引其的关键就在于软环境的提升。”

在当天活动上，前不久在全国人大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受到大量关注。在白明看来，特别是其中规定的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为更多外商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法律和制度的支撑。往大了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更多外商可能会借此利好条件投入中国市场的怀抱。

而更受关注的是，随着来自国家层面的利好政策落地，这些位于内陆地区的开放的“后进者”将会如何显现出其后发优势。

白明指出，《外商投资法》落地到地方层面的过程中，各地是有可能根据特色进行略微调整的。比如，他建议，对于成都而言，可以针对扩大“一带一路”合作、推动高科技领域外商合作来发力。而结合成都自身在劳动力、科技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成都下一步可以吸引更多“综合密集型”外资企业落地，这种企业将不存在某一方面的明显弱项，但可能是行业的“隐形冠军”，他们将能够推动成都在对外合作上踏入更高能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