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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专访资深媒体人曹景行:恢复高考的决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每日经济新闻 2018-08-16 23:41:29

在曹景行看来,恢复高考和之后的大学经历,让他终身受用,那个年代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生活,也成为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巅峰。

每经编辑 卢祥勇

每经记者 李可愚 每经编辑 陈 旭

1977年8月4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面对着会场上满怀期待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邓小平以他的决断和魄力,作出了一个改变一代人的决定:“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随后的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同年12月,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承载着570万考生的希望正式开考。而在这些考生中,就有当时已在安徽黄山农场扎根近10年的上海知青曹景行。而他也在两次高考后考取了蜚声全国的复旦大学,在国家命运的大转折中实现了个人命运的大转折。

40年过去,今天的曹景行已经成为广为各界所知的著名媒体人。恢复高考的决策,是如何改变他的一生的?日前,他就这一话题,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在曹景行看来,恢复高考和之后的大学经历,让他终身受用,那个年代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生活,也成为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巅峰。

恢复高考既是必然又是偶然

NBD:对于恢复高考的来龙去脉,您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和实地采访。您印象中,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有哪些至今印象深刻的细节?

曹景行:对于恢复高考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很关心。

十多年前,我在凤凰卫视做了两年口述历史。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坚持所有的口述历史都要亲自采访。而当时我有机会采访到了恢复高考决策的当事人和主要的角色,比如像后来成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先生,也采访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等等。

我们当时口述历史的采访过程很长,谈得很细。后来,刘道玉出了一本文集,还专门征求了我的意见,要把我们节目的文字版放到文集里面去。

这个采访中,有一个细节对我的触动非常深。刘校长那次谈到一个细节:原本是召开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会议,但在开这个会的时候并没有说要谈“恢复高考”的问题。因为当年的高校招生已经安排好了,这次会谈的是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具体落实的问题。当年的高校招生继续延续之前的“工农兵学员招生”,是连贯的,没有谈到改革。

但这个时候恰恰遇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邓小平复出工作。我在想,这个事情如果晚半个月,也许1977年就未必有高考的恢复。

我们要注意到,当时邓小平复出以后,自己要求分配的工作是在教科文领域。如果他当时负责其他工作,比如说经济工作。那我想他也未必会来直接抓这件事,来参加这个会。

如果这个会晚半个月开、邓小平恢复工作晚半个月的话,那当年的招生工作已经定了,还有当年恢复高考的变革吗?当然,高考迟早要恢复,但未必会再和我们这批人有关。对于1977年已经30岁的我来说,我是恢复高考决策直接的受益者,因为1977、1978两年的高考,我都参与了。

所以这些偶然性的东西在1977年都汇聚到了一起。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半个月,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召开这个会。从这次会议原本的议程来看,也没有明确讲要恢复高考。

我问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的时候,他说开这个会就是按原来的程序。会议是要开三天,两天多的时间过去了,会议一直在谈其他的事情,而且是顺着原来的路子去做。刘校长觉得非常着急,因为他想抓住这个机会,把恢复高考的事提出来,因为不把高考的问题解决,谈其他问题都没有意义。如何把恢复高考的问题提出来?

在这个座谈会的第三天下午,“恢复高考”问题才被提出来。当然,因为参加会议的人想改革,所以他们找来的人,比如说温元凯、査全性,他们是希望推动改革的。但是当机会就要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希望在最后半天提出恢复高考。

当然,我觉得在这最后半天里到底是谁提出了恢复高考不重要,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说当时我在听刘校长谈的时候我自己触动很大。邓小平晚复出会怎么样?邓小平不主持教科文工作会怎么样?会议最后半天的机会没有抓住又会怎样?当时的教育部还是原来的班子,这件事就此过去了又会怎么样?在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我也感到自己很幸运。邓小平这次决策的确是改变了我们。

改革开放现在一般算作是1978年开始,但高考的恢复是早于正式的改革开放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改革开放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不断的铺垫。而具体到恢复高考这件事来看,这个“抢先”是非常有意义的。

通过两次高考考上了大学

NBD:而聚焦到您个人来看,当时,您是如何接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的?您亲历的恢复高考全过程又是怎样的?

曹景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对我来说,倒是比较平静的。因为我下乡时间很长了,而且没觉得自己还有机会读大学。

我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下的乡。1965年的时候,原来应该是准备高考的。但那时大家都不做准备了,都在说原来的教育体制要整个打破。应该说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不把高考当一回事。

所以到之后宣布高考停止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直到下乡。下乡的过程中,也没想到自己有机会读大学。因为有家庭背景的影响。

那时,我们看到周边的连队有个别人读了大学,当然有点羡慕,但是也明白这辈子不可能。于是也就很安定地决心在农村待下去。如果有机会能够回到城市,也是做工人。

到了1976年,大家都觉得气氛在改变,也都在想具体哪些事会改变。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就是要恢复高考,后来还发了正式文件。我当时记得,我身边的人都动起来了,而我开始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因为我当时年纪比较大了,大概正好30岁了,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

不过,我看到周边的朋友都在动,大家都在一起复习。这个复习状态很有意思,因为那么多年没有读书了,所以抓来什么书都来复习。从上海也送来许多复习资料,因为很多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机会考上大学。

而有一些内容,比如说代数、几何等,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所有这些内容曾经都是学过的,而身边年纪更小一些的知青有许多基本上在中学就没有完成过正经学业,甚至还有的连小学都没怎么读过,于是他们在复习的时候还都来问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我发现,这些内容对我们来说相对容易,因为我们都学过,因此帮助他们复习。就形成了这样的气氛。

到了正式报名的时候,我就想去试试看吧。我和我妻子都是下乡知青,她当时在农场的学校里教书,我当时在农场的农机厂当厂长,工作也比较忙,有空就稍微复习一下。没有非要进大学的念头,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有特别的难度。于是就把数理化陆续看了一遍。

1977年考试的结果,让我们终于在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了高考。我当时考了文科,成绩也相当不错。后来也收到了去体检的通知,因为考分过了才能去参加体检。但那次体检对我来说是痛苦的记忆。我得过肝炎,这在那个时候是相当普遍的。但也因此马上就被判定体检不合格。我有一个朋友,血压有点高。其实吃点药让血压降下来很容易,但当时也没有想到刻意地控制体检结果,碰上体检卡得非常紧,也没有通过。

当时,我们的农场在安徽,但我们的组织关系又在上海。我们后来有一个分析:当地希望更多本地的孩子能上大学,如果我们被大学录取了,就占了他们的名额。所以我们当时有很多上海知青体检都没能通过。

高考没录取的事发生之后,我们也没当一回事,继续工作,小家庭又继续过日子。接下来,又传来了一个说法:又可以继续考。于是我们就再次报名试一下。到了第二次考试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考得都不错,我们的名额也被拨到了上海。

那次考试中间,我们农场有30多个人考上了,发挥得比较好,而且基本上都是连队干部和生产骨干。别的许多地方会想办法让知青少走一点。但对于我们的农场来说,只要是录取的都全部放了,而且为我们开了欢送会。

考取以后还有一个感觉:一来是之前没想到能读大学、比较突然,二来是因为之前的变数太多了,一直担心到最后一刻会不会还有变化,所以直到去了复旦大学报到,分配了宿舍,进了课堂,才觉得真的实现了读大学的梦想。

在四年里“读了三个专业”

NBD:当时您报考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并且被成功录取。从您的家学渊源和目前从事的工作来看,您和新闻行业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那么您当时是基于怎样的理由选择历史系的?

曹景行:讲到选专业,现在考取了大学,可选的专业比较多。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文科最好的专业是中文和历史。

当时,复旦大学的历史系很有名,在学校里,历史系是最强的文科专业。所以当时我并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比起中文,我更喜欢历史,我也一直在看历史的书。在农场的时候,翻得最多的还是历史书和国际关系。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时候印了很多大字本的历史书,包括二十四史都印出来了。那时候农场这种书不少,又没多少人看,我就把那些书都看了。所以选择历史系几乎就是必然的。

当然当时如果有后来新开的那些专业可以读,也许我也会去。比如说我们的历史系如果开考古专业的话,那我应该会选这个读。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系不是只有政治经济学的话,我也会考虑。

我感觉,之前我历史的书籍读得比较多,因此在读书的时候,我可以把时间放在历史以外的领域。比如说,我就把古文和外语给追上去了。我的读书方式,是用英文原著来读世界史、用古文原著来读中国史。

后来到了1979年,经济学系开了世界经济学专业。我在那里,把所有的正式课程都拿了分数。国际关系我也拿了一部分分数,主要是最重要的课程。因此,在那几年间,我除了读了历史,还读了两个专业,可能一共有180个学分,而一般来说大学四年是120个学分。总之就是多读一点。这对于我的后来很有影响,也是非常有用的基础知识。

我后来越来越清楚,我可能不会从事历史学的研究,要转向对世界当代的研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们的信息渠道还比较闭塞,因此我们要通过读书了解世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读书上。

恢复高考初期是高教黄金时期

NBD:您当时亲历的刚刚恢复高考招生的大学是怎样的?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曹景行:我一直认为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有两个黄金时期:其一是抗战的西南联大时期;其二就是恢复高考后的那三届期间。为什么?这和当时的时代有关系。

在刚恢复高考后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大家实际上都不太知道高等教育到底该怎样做。那时候的老师,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多年都没有被允许教书了,现在重新走上了讲台,他们就想把他们的知识教给我们。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环境,才孕育了那几年的黄金时期。

我特别记得当时有几位老师,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英语老师陈仁炳,他自己选课文,用油印的方式编出了教材。上课的时候,老先生坐在那里,非常投入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选这篇文献,这篇文献的作者是谁,从哪一章选出来的,还有这篇文章的价值。

这样的老师不止一个。我十年前去印度采访,写了一本采访笔记。在这本书的序里面,我提到这本书是“我迟到的作业”。这就是因为对当年一位教印度史的老师印象很深。主要是他教给了我们印度史的一个框架和概念,之前我们对印度完全不知道,但是他的路指引得很好。

总之,这些老师不仅仅是只想做自己的研究,他们就是非常希望用最后能上讲台的时间,把他们的学识传授给我们这些学生,所以那时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密切。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明显也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那时,我当了4年班长,班长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书读好。我们是属于年龄最大的一批学生,有不少学生和我相差六七岁,甚至还有学生和我相差12岁,不管年纪差距多大,总之在学校一天就拼命读书,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我们刚刚也说到,那时的大学生是“不同的年龄在一起,不同的经历在一起”。比如说,有的直接从农村出来,有的已经结了婚,有的高中还没毕业。这样的一种混合,也许更符合大学精神。大学本来就应该是各种背景的人要交流和融合,这比现在比较单一的都是高中毕业、经历也差不多的人在一起,要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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