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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专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时代产物

每日经济新闻 2018-08-16 23:37:34

历史在他的叙述中变得鲜活起来,这不仅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也是中国人共同见证的一段大历史。

每经编辑 卢祥勇

每经记者 李可愚 每经编辑 陈 旭

南京市马鞍山路,和这座历史名城大部分道路一样,被挺拔的梧桐树所遮盖,四周为静谧的居民区所环绕。但路过的行人往往不知道,在这条看似普通的马路边一条小巷里,隐居着一位见证并改变中国历史的老人——胡福明。

回溯到40年前的1978年5月11日,一篇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同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就是当时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哲学教师胡福明。

胡老为何要下定决心写下这篇“石破天惊”的文章?这篇文章又是如何力排众议得到发表的?

日前,《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奔赴南京,采访到了这位宝贵的历史见证者。虽然年事已高,但只要一谈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诞生的全过程,胡老的声音就变得铿锵有力。历史在他的叙述中变得鲜活起来,这不仅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也是中国人共同见证的一段大历史。

每经记者 李可愚 摄

贫农的孩子走上哲学研究道路

NBD:《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石破天惊的理论文章。而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您又是如何走上哲学和理论研究这条道路的?

胡福明:我是无锡人,1935年阴历6月19日出生,是一个来自贫困农民家庭的孩子。那时,家里有三亩田,还种了一亩半租田。全家8口人,孩童时期正经历8年抗战。每年春天来临时,家里青黄不接,只能靠野菜拌着一点米糠过日子,到了夏天就主要靠吃南瓜充饥。小时候在豆油灯下看书,连煤油灯也买不起。

1941年的时候,我开始上小学,成绩很好,后来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但是没有钱上中学。这个时候,我们附近的镇上办了一个初中班。我的父亲看我身体不好,希望我能做一个小学教师,就让我去初中班读书,半年学费一石米。

就这样读了一年,第二年就交不起学费了。后来,镇上一个小学教师对我说,我的学费从他的薪资里扣,我就这样继续读了书。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地下党员。

1949年4月,无锡迎来了解放。我也参加了革命,到9月份我入了团。后来,当地私立中学改成公立中学,从二年级开始我享受到了补助。读完了初中。1951年夏天,初中毕业,可是没钱上高中。到了1952年春节前,我和几个同学到无锡市里去办事,有同学劝我去考无锡师范,报考了之后真的就考取了。那时在师范学校读书有一个好处:不要学杂费、书本费、住宿费,都是公费的。伙食非常好,早上也有米饭、油条烧饼,晚上还有电灯看书。我感到非常高兴,是从来没有的好日子,因此我读书非常用功,还当了班长。

到了1955年初,师范春季班毕业了,我也入了党。当年组织上分配我到南京的江苏省总工会工作,具体来说是总工会的工会干部学校。在那里,我还是白天工作、晚上读书。

那段时间,我没有去过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只去过一次雨花台,还是清明的时候带学员凭吊烈士的时候去的。那时的学校里的舞会、电影我从没有参加,每天晚上几乎都在读书,因为我觉得我的知识还不够。

到了1955年的五六月份,当时国家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机关里具有高中文化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因为国家正进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要培养人才。我看到这个通知,也做起了大学梦。

我就向学校的领导提出希望报考大学。校长和书记都同意,说“你是个读书的料,很喜欢读书,可以去”。于是我就在南京报名了,并且参加了考试。在填写的三个志愿里,我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

到了8月下旬,我收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因为是第一志愿录取,我很高兴。校领导很快同意了,批准我去。我的同事和同学们知道我家里很困难,主动提出我去上学后,每个月寄钱给我家里补贴。让我很感动。所以我说我是党组织一手培养出来的,这是真心话。

到了北京,经过组织上考察、同学们评议,我拿到了全额助学金。那时候北大中文系下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新闻专业,我在新闻专业读书。新闻专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接触社会上的广大群众和各方面的人士,可以做调查研究。

而读了新闻专业之后,我发现我还想要学哲学。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观察社会、观察人的科学方法。当好新闻记者,要把握时代的特征,正确了解形势,了解人民的心声。因此,我开始认真读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还去听哲学系的课,包括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等,当时模模糊糊还不太懂。

1959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了。系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喜欢读书,还喜欢读哲学。现在中央下了指示要培养理论干部,在人民大学办了哲学研究班,我们觉得你可以去这个研究班。当时我们都服从组织分配,所以就去了。一共读了三年的研究班。研究班毕业后,我来到了南京大学工作,主要任务是教哲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时代的要求产生

NBD:到了1978年,您为何会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产生的全过程是怎样的?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这是非常明确的。

产生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得回溯到1976年,当时文革刚结束,我感到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的伟大转折,旧的理论和指导思想需要否定,要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知识分子,我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觉得可以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一点工作。当时,我在南京大学的学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

比如说,197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认为中国主要的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谈“唯生产力论”。当时有人批判“唯生产力论”,但是我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唯生产力论”的“唯”,其实指的是“第一性”和本源的意思,不是说除了生产力什么都没有。就像“唯物论”,并不是说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只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生产力论”指的也就是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生产力是根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因此,我认为“唯生产力论”是科学的,是生产力第一的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社会停止生产一个月,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后来,我的这篇文章在1978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曾经摘要发表过。

再接下来,我就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我认为,之前所谓的“天才论”、“顶峰论”仍然是理论界的指导思想,仍旧继续着那种错误的观点。

在1977年初的时候,“两报一刊”曾经搞出过一个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里边有一个说法就是“两个凡是”。我是学新闻出身,看到这个社论,意识到这代表了当时的主要指导思想。联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我觉得根子就在“两个凡是”和“顶峰论”。

我觉得要从思想上批判否定这种理论。但是这是困难的,毕竟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但批判“顶峰论”是可以的。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

首先我觉得,领导的决策和指示是不是正确?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来检验。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不正确的,要和实践结合起来一起看。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我的观点。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就从这里延伸出了主题。那么怎么样阐述这个观点呢?当时我分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普遍原则,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等领域,以及路线方针政策上都适用,都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原则。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真理,凡是经过实践检验不正确的,都不是真理,都应该否定和被修正。

第二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正确的,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但是这种说法当时会被“扣帽子”。于是我就换一种说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的导师,都自觉运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原理,来修改发展自己的理论,因此其理论符合实际。

第三部分就是批判“天才论”、“顶峰论”,实际上是要反对“两个凡是”。

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要坚信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观点,不要盲从、不要迷信。

我构思到这里,框架已经出来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文章的提纲写完之后,就开始了写作。

那时到了1977年7月,学校开始放假了,我就全身心投入开始写这篇文章。我记得到了8月份,看到当时党代会的报告,还是坚持过去的观点,我觉得我的文章应该马上发出去。

这时候很快开学了,我在考虑把文章寄出去。当时寄文章之前要重抄一遍,不像现在都有电脑。寄给谁?《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不敢寄去。

我想到了《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之前,也就是那年5月,江苏理论界在省委党校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我发言说,“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休会时,有个同志给我介绍了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对我说:“北京有同志持有与你相似的观点”,“你给我们报纸写稿吧”。这就是约稿,并没有出题目。

因此,我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就想到了王强华。

文章寄出去后,好久没有来信。到了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终于来信了,寄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几份大样,还有王强华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你做些修改。

那时向北京寄稿件都靠邮局,没有传真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在南京大学就修改过多次,文章大样就靠邮局在北京和南京之间传递。这从保存的文章大样上可以看出,因为每份大样上都有日期可查。要说明的是,后来王强华来信对文章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显然,对文章的要求开始从稳妥转向激进了。

1978年4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哲学研讨会,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见到了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还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老师,我在人民大学研究班读书时,孙老师给我们讲《周易》。我与他多年未见,见面后当然很高兴。

见面之后,杨西光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讨论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原本要在4月2日的哲学副刊上发表,我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发表,但是要修改,要加强针对性、战斗性,要写得更严谨,不能让人抓小辫子。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听取大家意见的,听说党校也在写同一题目的文章,所以把孙长江同志请来一起讨论。

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杨西光同志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更严谨,防止授人以柄。从此,我白天参加会议,晚上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驾驶员就把我修改的大样拿去,傍晚又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送给我。如此又修改了几次。

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我搬到《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文章。那时杨西光同志到《光明日报》不久,与夫人也一起住在招待所。这期间,杨西光同志几次来看我,了解我修改文章的情况,也跟我聊天。他对我说,组织部门领导派他到《光明日报》工作,是要他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杨西光同志说:“怎么改变面貌?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他是指着桌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杨西光同志确实十分重视这篇文章的修改。

临近五一劳动节了,杨西光同志又来看我。他说:“小胡,要跟你商量一个事,现在的大样上,都署你的名字,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

我当即回答说:“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杨西光随后还告诉我,已经商量过了,《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新华社当天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

到了这一步,我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已由我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全国主要新闻单位和中央党校的联合行动了。

五一节前,我回到南京,接着给学生补课。一天早晨,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做早饭,听到中央人民电台播出《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高兴,文章从酝酿到发表已经一年多了。

随后,我又认真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结论是两点:一,文章的基本论点没有变,仍然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二,《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同志等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章修改得好。他们把第一部分中关于理论指导实践这一段扩大为第二部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修改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强了战斗力。

因此,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而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至于标题上加的“唯一”二字是何人所加,现在查了原件,弄明白是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稿时所加。

苏南改革探索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

NBD:这篇文章发表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大幕正式拉开。当年,您又是如何参与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

胡福明:改革开放之初,江苏的苏南地区发展得很好,我根据省委的精神,在省社科院组织了苏南现代化课题组,对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有水平和发展经验,作出系统的调查和评估,研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指标体系和指导思想。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苏南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呢?我国是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东、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各地资源、环境和交通基础设施差别也很大,不可能同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可能同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只能阶梯式发展,各个地区达到现代化必然有先有后。

从我国现状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青岛至大连的环渤海湾地区和深圳、珠海、广州地区,离现代化更近。

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不可能单独发展,仅是全国的一部分,只能在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范围内展开。但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可能先行一步。研究苏南率先现代化,对于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起探路作用很有意义。

我们认为,由区域现代化达到全国现代化是客观规律,因此研究苏南现代化是必要的、有益的,因为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实现小康,已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了。其作用有四个方面:

第一,可以调查研究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和经验,研究探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任务、问题和发展方针,研究苏南现代化的各项指标,有利于苏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苏南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效,能起个示范作用,必能鼓舞苏南以至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和勇气,只要团结奋斗,中国必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三,苏南先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遇到的问题、困难和经验教训,可作为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借鉴,先行者为后继者探路,可以少走弯路,提供经验教训。

第四,苏南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果,一部分作为税收上交国家,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帮助后发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苏南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步地前行,力戒急躁冒进。当时,我一直重视乡镇企业,经常到苏南地区调查,并结识了一批乡镇企业创始人,市、县、乡镇和村的负责同志。我到省委党校工作期间,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

苏南工业经济的主要部分是乡镇集体企业,无锡、常州的国有企业原先很强,但很大一部分搬迁到三线去了。乡镇企业发源于农村大办工业,制造农具和农业机械,调整中大部分停办了。

后来的特殊历史时期里,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日用工业品出现了买方市场,乡镇工业重新崛起,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乡镇工业的产品畅销,农民用从乡镇工业赚的钱,补贴农业,解决农业高产低效的问题,增加收入,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为了发展乡镇工业,农民从上海、无锡、常州等国有企业聘请工程师、技术员、老工人在星期天到乡镇企业指导,叫做“礼拜天工程师”。

乡镇企业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创办的,不是国家投资兴办的。所以,我在《苏南乡镇企业崛起》一书中,称乡镇企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支新军,称它为异军突起。这是特点之一。

特点之二,乡镇企业的原材料、资金、设备、人才、销售都通过市场解决,在计划体制以外运行,所以乡镇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创新者。

总之,乡镇企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产物,也是人民群众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当时乡镇企业的精神是“四千四万”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用尽千方百计。这是当年乡镇企业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诀。

 

责编 卢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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