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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年—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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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专访浦东大开发亲历者、原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部长邵煜栋:浦东大开发,靠伟人“推了一把”

每日经济新闻 2018-08-16 22:32:45

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以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请小平同志来上海过年,把浦东开发的设想向小平同志做了报告。邓小平同志听了,说“这是一个好事,早该如此,可惜迟了五年”。这个五年就是指讨论海南建特区的时候,没有把浦东带上。邓小平同志想的绝对不单单是一个上海而已,他想的是以上海这个地方,向世界宣示:把改革的大旗举得更高。

每经记者 李可愚     每经编辑 宋思艰    

199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开发开放上海浦东。随后的20多年中,这里从一片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城乡结合部,飞速成长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张“新名片”。摩天大楼、世界博览会、自由贸易区……上海浦东成为了全世界认识一个现代化中国的最佳案例之一。

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浦东,离不开一代代建设者的辛劳与汗水:上世纪90年代初期,800多名来自上海各地的人才奔赴浦东,从无到有把这里建设起来。后来,这批浦东开发开发先驱被称之为“浦东八百壮士”。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邵煜栋就是其中的一员。

作为一位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全过程的“老浦东”,日前,邵煜栋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的专访。在专访中,他向记者披露了浦东建设史上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和生动故事:开发浦东的决策是如何提出的?浦东是如何在“高起点”上建设起来的?当时的浦东建设者是如何向全世界推介浦东的?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在邵煜栋的叙述中都能找到答案。

浦东是上海的新“钱袋子”

NBD:当年,浦东新区是如何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浦东新区的筹备和建设,经历了怎样的决策过程?

邵煜栋:孙中山先生有一本书,叫做《建国方略》。里面明确提到,在中国沿海要建设三个大港:南方大港定在广州;北方大港定在大连;东方大港就定在上海浦东这个位置。中山先生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建设三个大港对外。

所以说,浦东开发是历史必然和历史能动的结合。说是个历史必然,是因为坐落在那么好的一块宝地上,过了黄浦江,就是上海的外滩、南京路,闹市区。但是,就在对面这一片地方,85%以上是农田,沿黄浦江浦东段只有破厂房、破民居,是一些不发达、比较落后的地方。

此外,上海解放以后,承担了“共和国长子”的重任,财政收入长期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份。在1990年的时候,第一,上海上交的财政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国库里有六块钱,其中一块就从上海来;第二,(上交中央财政)占上海财政总收入的87%左右;第三,上海自己留下来的钱只够“吃饭财政”,大概不过36个亿左右。

浦东开发的主要制约是什么?主要是黄浦江上直到1990年,竟然没有一座桥。这在世界大城市之中,实在是绝无仅有。为什么?第一,建桥难度大。大桥下面必须要过万吨轮,一过万吨轮,这个桥面就要高。大概是45米的净空高度,相当于15层楼这么高。两边的引桥大概要四公里,要动迁居民三千五百多户。再加上工厂企业220多家。上海造不起了,没钱啊。

第二,当时造桥要8.2亿元人民币,但一年能动的基础设施资金只有6个亿。那么建完一座桥,这笔钱也不够,也不能说建了桥,其他什么都不干。所以说上海从陈毅当市长(解放后上海第一任市长)开始,就在讨论建桥,但很长时间之后,桥都还没建起来。

而且,当时连续发生了多次市民大雾天抢着过江上船所导致的踩踏事故。上海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每到大雾,就容易出事。那时候,黄浦江上过江,主要靠16条轮渡线、四条车渡线,一到大雾就要停航。等到复航,轮渡站积压的人群一定要抢着上船,发生踩踏事故。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87年12月的一天,那天雾很大,延续了很长时间,为了抢着过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踩踏事故。

当时,上海在诸多制约下,城市向何处发展?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江之隔的浦东。这个地方能够使上海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闯出一条全新的路来。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有了四个经济特区,后来加了一个海南岛。在1990年的时候,浦东与深圳的差距就显现出来。因为当时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上海当了国家的“后卫”,守“球门”,城市也不如往昔。所以要走出一条新路,才能使上海焕发生机,再造一个新“钱袋子”,为国家做贡献。

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以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请小平同志来上海过年,把浦东开发的设想向小平同志做了报告。邓小平同志听了,说“这是一个好事,早该如此,可惜迟了五年”。这个五年就是指讨论海南建特区的时候,没有把浦东带上。邓小平同志想的绝对不单单是一个上海而已,他想的是以上海这个地方,向世界宣示:把改革的大旗举得更高。

然后,朱镕基请小平同志,把上海浦东开发设想的意见能够带到中央去。小平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你应该去找总书记。朱镕基对小平同志解释道:总书记刚刚从上海到中央工作,他讲上海的问题不大方便,还是您讲为好。小平同志笑着接受了这个建议。

之后,在1990年2月17日,小平同志对有关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有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这里就可以看出历史的能动性来,浦东的开发为什么能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了快车道?就是靠了伟人推了一把。

在邓小平文选中,可以看到一篇文章: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把中央领导请到家里,做了一次长谈。他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这里就强调,上海是王牌,打出去影响大。

后来,中央派出了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上海来实地考察,然后向中央做了专题报告。中央4月12日讨论作出了决策,4月18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专程赶到上海,在大众汽车公司成立五周年的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不过,当时中央决定不再建立新的经济特区了。所以,上海就决定喊出“新区”这个名称,“浦东新区”在全国也就是第一个。而朱镕基对它的定位非常清楚:叫“不特而特、特中有特”。不是特区,但享受了一些特区的待遇、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人才基础,要为国家做特殊的贡献。

浦东大开发正式拉开序幕是1990年5月3日,那时候,经中央批准上海多了一个委办,叫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当天正式挂牌。这样,浦东开发建设就进入了快车道。那一年,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浦东的规划全面启动,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要突破。

到了1991年的春节,小平同志再次到上海过年,听取了朱镕基同志的汇报,那个时候汇报稿是我们直接参与起草的。那天是1991年2月14日,大年三十,快要下班了,突然接到市里通知说待命,有重要任务,我们浦东开发办的两个领导就赶到市里接受任务。我们就在那里等待。一会儿,领导回来说不能回家吃年夜饭了,赶快写向小平同志汇报的汇报稿,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在外面的鞭炮声中写稿子,到了第二天送到市里。后来,又赶快到新锦江41楼的旋转餐厅去布置会场。当时,浦东没有地方可以向小平同志汇报,所以汇报地点还是在浦西的新锦江。

到了大年初四的早上5点多,小平同志正式登上了南浦大桥。下桥后,在新锦江用了早餐,然后在那里听取了朱镕基同志的汇报。汇报期间,小平同志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也不是现在这个样了,浦东像深圳特区那样早几年就好了。

此时,小平同志实际上意识到了,浦东开发相对比较晚了。那怎么办?于是就给你一个任务,叫“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这也是现在浦东的座右铭。

在小平同志的进一步关怀下,浦东开发的速度大大加快,那时候我们在规划、基础设施、金融、高科技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动作。到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又一次到了上海。2月7日那天,他到了南浦大桥,因为桥梁还在建设当中,所以当时建桥的总工程师向邓小平在桥下做了汇报,邓小平看着模型,说了一段话:“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最后一篇《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所以说,浦东不只是一个开发区,它是国家战略。有人认为国家级开发区级别是最高的,但浦东下属就有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它自己就属于一个国家战略。

到了1993年的12月中旬,小平同志又来到了上海,上了杨浦大桥的桥上。那天天公不作美,下着一些雨夹雪,还刮着六级风,天气很冷。小平同志冒着严寒,驱车上桥,上桥以后,他拍着扶手喊停车,说要下来走走。媒体记者都蜂拥而上拍照片,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他的女儿说:“爸爸从来不作诗,今天怎么诗兴大发?”邓小平说:“我不会作诗,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所以,现在要讲浦东开发,要把小平同志倡导浦东开发和中央决策浦东开发的过程讲清楚。

浦东开发,理念创新是关键

NBD:随着1990年中央宣布开发上海浦东,浦东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您当时亲历的浦东初创时期又是怎样的?

邵煜栋:浦东开发的筹备,实际上要追溯到上海市的老市长汪道涵,他在1985年就带领了一批干部,做浦东开发的调研。这当中就包括了后来浦东开发办最早的一批成员,比如原来浦东新区政协的李佳能主席,他原来是上海规划院浦东分院的院长,他跟随着汪道涵做浦东开发的前期调研,还有现在上海政协的副主席周汉民,当时也跟过汪道涵做调研。

到了浦东开发正式决策之后,就从上海的各个委办调了一批干部,还有当时刚毕业的一批大学生,也来到了浦东工作。这样,浦东就马上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当时,上海市的决策是在体制机制上,逐步形成了“东事东办”的机制。很多原来要到浦西办的决策、手续、过程直接在浦东办了。比如说当时审批项目,上海市可以审批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以上的交中央,各个区则只能批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但浦东新区也可以审批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只要给市里备案一下即可。所以说,在规划、基础设施、外资引进、基层建设方面,浦东就拥有了一条得天独厚的快车道。

另一方面,浦东从1990年9月开始,建立了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就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后来加了张江。他们构成了浦东开发中的“野战军部队”,首先突破。这三个开发区功能各异,没有重叠。陆家嘴的功能是金融;金桥则是叫出口加工区;外高桥叫保税区。到了1991年8月,又建设了张江高科技园区,所以这样浦东率先启动了以区域开发为主的四只“队伍”。

此外,浦东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做法。例如,当时明确提出,规划先行。所以后来在陆家嘴先做了一个试点,就是小陆家嘴金融城。当时是1991年10月份左右开始筹备规划的事情。原来是准备做招标的,后来一打听,太贵,上海做不起。因为金融城要懂金融、并且懂规划的才能做。所以它要价相当高。中标者大概能拿走6000万元人民币。小小的1.7平方公里,就要拿走6000万,那整个浦东的规划是做不起来的。所以上海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采取“国际研讨会”的方式:请各国的规划大师们聚集过来,一共开了两次会。第一次,我们介绍情况,给他一张地图和一本技术参数,然后带到现场去看。开完会回去,静下心来好好画。

后来,这些规划师拿着画好的图纸,做好的模型。在第一次会五个月后,又来到了上海。这时候,我们让规划师在台上讲设计理念和方案,上海的领导在台下当学生。上海方面给了他们知识产权的费用,每张图纸奖励5000美元左右,每个模型奖励一万到三万美元不等,把成果留了下来。

接下来,上海的专家对这些留下来的成果进行了消化吸收,做出了一个规划模型。小陆家嘴就这样按图索骥,全部建成了,出现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新城。

在浦东发展当中,法治也是领先的。所以不会出现一个开发区建完、一群干部倒下那种情况。当时浦东就提出“廉政也是投资环境”。法治的管理,使得领导干部的权限受到了制约。比如,浦东的规划不由浦东决定,而是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批,他们经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市民代表讨论,最后定稿以后,上海的任何领导都不能改变,他的定位就清楚了,用法律来保证了规划的严肃性和历史的延续性。

再如,针对招商引资中三个最容易出事的地方,浦东订立了三条“高压线”:任何领导干部,都无权决定土地定价;任何领导干部,都不能决定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这是市场行为,不能靠关系;任何领导干部,不能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在动迁过程中“写条子、打招呼”,都要上网、上墙,透明公正。这样的话,三条高压线,把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土地、工程、动迁全管住了。

开发区老总手里钱多,也得管住。因此,浦东的开发区里还有上面派的监事会会长,监事长和企业脱钩。不拿企业工资奖金,不吃企业特殊招待的饭,不坐企业派的专车。每年两次向新区报告开发区的运作情况,出了事算他失职渎职,要一起查。同时,开发区还有两条规定:所有董事长、总经理无权把本企业的钱借出去;他们也无权为其他企业的贷款做担保。所以说当时浦东有一个口号:“一流党建,一流开发”。浦东开发一开始,又是高度开放,又是严格管理,这两者结合,才能有浦东的今天。

浦东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人才,因为讲到底,开发是由人才竞争形成的。所以浦东开发一开始就向世界张开双臂,欢迎各方面的人才回来创业。所以当时的几大开发区和各个部门,有一整套的引进智力人才的机制。

人才为什么会回来?因为看到这里发展前景好。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生活条件可能国外好,发展机会一定上海浦东多。”我们在张江设立了国际人才城,而且还把触角伸出去,在美国的波士顿设立了张江企业园区。因为有些人在国外已经定居下来了,但又想为国家效力。所以我们在国外办企业,可以把你的研发成果投入到我们这个企业,我们给你资金支持、风险投资。成果为国家的发展兴旺做贡献,这是一种创新的办法。

我们也不以高薪聘人才,有的时候,聘请的高薪人才并不一定和国内的发展能够融合,有的反而水土不服。还有,不以奖励住房留人才。他如果跳槽了,房子也不可能收回。所以说,在我们这边,你在企业工作,就给你住房补贴,跳槽了补贴就自动终止。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是人才,而是领军人物。这样的人物回来,能够带回一个团队。可以改变一个企业的面貌,可以创出一个世界领先的品牌,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浦东是广泛被看好的宝地

NBD:我们注意到,在浦东新区初创时期,您曾经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当时浦东是如何向世界宣传推介自己的?

邵煜栋:第一,浦东本身就是一块宝地,所以别人自然就会看好这里。

第二,浦东开发,要拿出特殊的宣传手段。什么是特殊的宣传手段呢?比如说:“以落地大鸟的叫声,吸引观望的群鸟落地。”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做法。美国的旧金山和上海是友好城市,我们在那里举办了一个上海周的活动。其中有一天是“浦东日”。那天,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启正就去给150多位美国的大老板讲浦东发展的前景,同时请在浦东投资成功的花旗银行、通用、摩托罗拉等外资企业派代表来讲,现在看来,他们讲的效果可能比我们更好。因此,已经在浦东成功落地的“大鸟”,它一叫,天上的“群鸟”会飞下来。

第二个做法就是知己知彼,了解投资者的兴奋点。投资者都想赚钱,但是钱放哪里去?他们会有各种犹豫。比如,现在上海的第二高楼——环球金融中心,当时它的投资方是森大厦株式会社,老总叫森稔。他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把他的详细情况整理成厚厚的一本送给赵启正,赵启正用了两个多小时,做完功课再去见外商。

在会见时,赵启正说:“你在日本是房地产的第一名,你在世界上有158栋楼,对不对?”然后,详细的说出了森大厦在美国有几栋楼、在欧洲有几栋楼。森稔一听非常高兴:“你对我的情况很了解”。然后,赵启正再告诉他:“你有四次错失良机的失误,对不对?”会了解这么详细,这是因为我们拿到了森稔的一个内部讲话,里面谈到该买的地没有买,该建的楼没有建,所以错失良机。

赵启正接下来继续说:“现在又到了关键的时候了,你不买地不建楼,你会犯大错、后悔一辈子”。这时候森稔就坐不住了。跟旁边几个助手一商量,将董事会开到了浦东。森稔告诉他们:“懂我们森大厦的就在浦东”。大家争论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在这里建当时的最高楼。这个楼一共投资了12.6亿美元,横躺下来相当于上海外滩建筑群的总和。所以当时这件事在日本也非常轰动。

还有,就是用政府的祝贺来吸引投资者。当时,我们用了中华文化里的不少好东西。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东迁浦东的时候,一般来说,这种事在报纸上只会有一小段新闻。但当时,赵启正和我们说:“要在羊的身上做足文章”。我们在农村里买了一头小羊,把小羊洗干净、打扮好,脖子里挂好彩带,上面写上“中国金融领头羊”。为什么呢?因为央行就是金融领头羊。在搬迁的那天,90多位行长、300多位贵宾到场的庆祝会上,我们让那只羊在贵宾怀里都抱一圈。这个动作一做,第二天,在法国的《费加罗报》上就登出了新闻:“中国的领头羊到了浦东。”这样一来,就吸引了大家对中国金融落户浦东的关注度。

再比如,当时上海证交所从浦西的浦江饭店迁到浦东,在搬迁之后,我们送给证交所一个熊、一个牛两个艺术品。熊是趴着的姿势,希望熊市少一些;牛则是昂首挺立,希望牛市多一些。中华文化的确有不少好东西。

当然,还要把配套服务做上去,让他们有宜居的感觉。外商在浦东投资,管理层要过来常驻。这样一来,就要有好的国际学校,否则他不愿意过来。因此,我们建立了国际学校,还在名校当中建立了一批国际班,请外教、用国际课本,可以和外国的教育对接。医疗方面,在境外买的医疗保险,在我们这里也可以用。文化方面,我们的东方艺术中心,建设好以后,国际上有名的乐团都在这里演出。所以说,浦东不仅是土地开发,还包括了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有20多所大学、500多家中小学、100多家医院。其中三甲医院有11个。现在,我们还办了上海纽约大学,里面的学生一半时间在中国读书、一半的时间在美国纽约;一半的老师是中国人,一半老师是外国人。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浦东吸引世界的眼光,还要靠自身的实力。由于浦东整体的经济实力,它可以有对外的能力。现在,浦东大概占上海面积的20%,GDP大概占了整个上海的33%左右,(占了)上海外贸进出口的50%、引进外资的60%、集装箱吞吐量的90%。这几个数字也说明,浦东的确实现了当年“再造一个钱袋子”的承诺,很好地告慰了小平同志。

责编 宋思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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