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每经记者 李可愚    每经编辑 毕陆名    

1978年，中国发生了不少震惊世界的大事：当年初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如愿走进了向往已久的知识殿堂；当年初夏，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横空出世，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年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

对于个人而言，1978年也是让无数人刻骨铭心的一年：那一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结束了下乡知青的生活，并在第二场高考中以当地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开大学哲学系，而在焕然一新的大学校园里，他又亲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全过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带来的历史大转折。而思想解放给全社会带来的活力，他至今仍记忆犹新。

日前，竹立家教授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的专访，让我们一起来倾听历史的亲历者，是如何向我们描述恢复高考和思想解放运动的。

图片说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知识青年全力以赴复习应考

NBD：1977年，当您接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您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当时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竹立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对全国人民是振奋人心的。不久后，我们了解到邓小平同志复出了。自此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慢慢就吹起来了，而恢复高考就是其中的第一股春风。当时，包括我在内，当时的青年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是非常高兴的。

NBD：当时，包括您在内准备应考的青年们在知识匮乏的情况下，是如何竭尽全力复习应考？

竹立家：我大概是1973年末高中毕业，然后就返乡、在农村呆了五年。前前后后当过会计、大队长以及村干部。据我观察，我们那一代的高中毕业生，在农村上山下乡期间，对于学习一直都处于非常渴望的状态。不过，那时的知识青年读书比较困难，特别是不让读数理化的内容，能读的书比较窄。因此，虽然我们读书的热情很高，但是可读的书也不是非常多。

后来，我记得在宣布恢复高考以后，大量的复习资料、与考试门类有关的内容就开始出现了。当时的新华书店里出现了一大批的政治、地理、历史还有语文，甚至还包括英语学习资料。此外，还包括一些学术书籍，社会上慢慢就容易找到了。

而当时我们面对高考的时候，可以说既有准备又没有准备。说没有准备，是因为我们高中毕业那么多年，学的知识基本上是荒废了；说有准备，是因为我们得到高考的消息以后，马上开始恶补知识，前前后后花了近半年的时间。

NBD：您当时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对于那年的高考，您的印象如何？那次的高考有什么比较突出的特点？

竹立家：当然是有一定的印象，但是具体到考了什么题，我也记不太清。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的高考，一共要考五门课。历史、地理、语文、政治、数学，一共是这五门课。从我个人来说，我的成绩还是考得比较好的，还成为了当时县里的状元。我记得地理、历史、政治都考了90分以上。

1978年比较难的一门考试，应该就是语文。那年的语文考试难在什么地方？就是里面古文的内容比较多，包括古文的翻译、填空等等。我们这代人，普遍来说，古文的教育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因此好多人都是语文不及格。而那年，我应该是我们县里考得最好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改革进程

NBD：1978年，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出现在媒体上，随即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影响深远。您认为这篇文章和这场讨论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竹立家：我这一辈子，可以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1978年以后，我先是上了南开大学，再到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攻读学位。我也一直在北京生活。可以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深切的感受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我个人的体会是，没有解放思想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思想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很难进行下去，不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果。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主要还是针对社会上流传的“两个凡是”的思潮，如果这种思潮继续存在，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要发展包产到户就很困难，就没有办法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

当时，为什么要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因为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鼓吹“用思想标准检验思想”、“用意识形态标准来检验意识形态”。把理论问题变成了永远扯不清楚的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标准变成了实践标准，一个思想是不是真理，要靠实践检验，而不是靠思想检验它是不是真理。这一观点的提出，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这样我们才能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善人民的物质水平。

大讨论后，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的总的目标就这样确定了下来：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中国社会的贫穷问题，解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落后的问题。这也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个结果。改革开放的速度也大幅度加快，开启了体制改革的大门，为过去4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次大讨论之后，在经济方面，在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在城市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发展也逐步地走向正轨。

NBD：1978年，您也通过高考进入了南开大学，在您的记忆中，恢复高考后的大学、大学生与现在相比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竹立家：这一点的确是非常明显，特别是77届和78届的大学生，77届是77年冬天参加高考，78年春季入学的；78届是78年的秋季入学的。这两届大学生他们的共同点是：一是学生之间的年龄差距非常大，甚至可以差一半。比如说，我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就读的班级，年纪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有32岁。二就是涵盖的毕业生的年限比较长，再比如我们班，有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也有1978年的高中毕业生，跨度很大。第三就是知识结构和知识水平也是有一定的差距，这是接受高中教育的水平差距比较大的缘故。

对知识的渴望非常强烈

NBD：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正式开启，此次会议召开后，当时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比较明显的突出变化？

竹立家：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当时据我观察的情况来看，因为我从农村出来，所以对农村发现的变化印象很深。当时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两三年内，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最根本的改变是解决了温饱问题。

我们原来在农村体会到的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那时在农村，我们的村民还得吃返销粮，也就是在生产队交公粮之后国家返回来的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之类。改革开放开始后的两三年时间内，农民就吃得饱了。农村通过包产到户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农村最大的一个变化。除了这个变化外，还有一个变化是思想上的变化，当时我在大学里，发现了比较明显的开放气氛。

这种开放体现在哪里？一是出现了每周一次的交谊舞会，校团委和学生会还牵头组织了一些文艺活动；二是校学生会和各个学生会的负责人、干部都是选举产生的，搞得红红火火；三是学术氛围也比较浓，比如在我们哲学系里，组建了许多学习小组、研究小组，定期举行一些学术方面的活动；四是大学生的学习精神非常好，像我们那代大学生，除了吃饭睡觉以外的其他时间都是在教室、图书馆看书。比如说我们当时南开大学的主楼晚上12点之后，还是灯火通明，后来学校一看没办法了，就规定必须在11点熄灯，学生必须从教室里出来，让学生休息好。

此外，我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手里随时都拿着一个小本子。外语单词、外语句子、走路吃饭都在想、都在记、都在背。对知识的渴望都非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