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长徐景安：价格双轨制是改革的典型范例

每经记者 周程程 肖乐 潘婷 每经编辑 杨翼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席卷全国的时代。在那个改革风气浓厚的岁月，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事件，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便是其中之一。

在这场主要由当时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参与的研讨会上，价格改革成为讨论最多的话题。

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诸如价格管制、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意气风发的青年经济学者们展开激烈辩论。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处处长的徐景安，就亲身参与了这场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思想盛会，并执笔完成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此后不久，价格双轨制改革也拉开了序幕。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长徐景安，他对记者讲述了莫干山会议的一些不为外界熟知的细节，以及他在那个不平凡年代里的一些探索和思考。

打破计划经济绕不过价格改革

NBD：莫干山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徐景安：1979年初，我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工作。工作期间，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经济运行层面的人财物、产供销都由国家来管。企业的生产原材料调拨、产品价格、产品卖给谁都是国家来决定。

这样的经济体制，好的地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但计划经济也带来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产、供、销脱节等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农村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了交给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那么农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可以自己决定。

而企业之前是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企业进行改革时，必须明确利益。一开始实行奖金制度，后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企业利润多了，可以划出一块利润留给自己。

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引入市场机制，干得越好，利润越多。但在当时也存在问题，即价格是国家规定的，价格定的高，相应企业就赚钱多，价格定的低，企业怎么干都是亏本。到后来，价格问题越来越突出。

由于当时的价格体系不合理，基础产品、能源、交通等的价格都偏低，加工过的产品价格偏高。

NBD：您讲到当时的价格体系不合理，这是否也给改革带来了难度？

徐景安：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价格问题也越来越突出。1982~1984年，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来讨论怎么调整价格，但价格调整有很大难度。比如，煤炭提高1分钱，火电企业的成本就要提高，电力也相应涨价，用电企业成本也要提高，这就会带来一系列反应。

并且，当时并不是说提高1分钱就能解决问题，可能需要提高是1毛钱、1块钱，价格调得太高又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又承受不了，所以调整难度非常大。

价格双轨制是集体智慧结晶

NBD：当时莫干山会议的召开经过怎样的准备，会议有哪些创新之处？

徐景安：1984年，一些年轻人聚在一起，在莫干山召开了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也被称为“莫干山会议”。事实上，参会方式在当时就有创新之处，参加者的入场券是自己提交大会的论文，凭入选论文才有资格出席。此外，会议由民间发起，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是一个创新，因为，之前的会议往往是政府部门组织。

会议由一些媒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前期他们做了大量筹备工作。

NBD：当时会上讨论的氛围如何，为推进我国价格改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徐景安：当时会议分了7个组，其中一个是宏观组，我去了之后，宏观组也改为价格组。因为当时价格问题是各方讨论的焦点，我就在价格组待了7天7夜。

价格组里，在价格改革问题上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当时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他在会上发表观点认为价格要“放”，应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他还举例说，价格就像一个温度计，随着温度高低应该自动会升和降。他认为，调价不是水银柱而是钢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肯定不符合经济规律。

今天来看，张维迎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ABC，但是在当时有革命性意义。因为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当时只有调价的概念，价格不行了就调，没有把价格放开的想法，计划经济没有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概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田源是“调”派，他主张是以“调”为主。第三派则提出调改结合的主张，更加偏中性。坦率说，会上我基本上没发言，主要是在思考，张维迎提出的放是怎么放，怎样才具有操作性。所以，会议结束后，我就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强调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因此，价格双轨制事实上是各种思想碰撞后的集体智慧结晶。

双轨制成为多领域改革途径

NBD：在当时特定时代背景下，实行价格双轨制的逻辑是什么？

徐景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中提出，考虑到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中，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所以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

举例来说，机械行业里的机床，国家计划是每年生产一百台，但是由于有些单位需求大，超出了国家计划20台，那么，超出的机床将由议价决定价格，而非按国家此前规定的价格。比如国家规定的价格是1万元一台，那么超出的机床的价格是一台1.1万元还是1.3万元，都由企业自己去谈。

同时，供应给机床厂的钢材、煤炭，如果是计划外需要增加的，价格方面也是机床厂和相应的煤厂、钢厂去谈。也就是说，计划内价格不动，增量价格放开，当然市场价肯定是要高于计划价的。这也就意味着，一种物资有两种价格，一个是计划内的国家规定价格，一个是计划外的市场价格。物资也变成了两种，一种还是国家调拨的物资，另一部分则是市场物资，可以自由买卖的市场也就形成了。

随着机械、轻工、纺织行业的放开，一步步把计划分配比例缩小，市场份额逐渐扩大。随着各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

价格双轨制的意义在于，突破了计划、物资、价格三个板块的固有模式，为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NBD：您如何看待价格双轨制对后来的改革有哪些启示？

徐景安：实际上，后来一些改革措施也有双轨制的影子。比如，首批开放了4个经济特区，从双轨制角度来看，就是在大多数地区保留原来的“一轨”，然后发展经济特区为新的“一轨”。价格双轨制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为中国渐进式改革提供了一个示范。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 再一步步推广，这也是我们改革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