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国企改革关键还是解决机制问题

每经记者 李可愚 每经编辑 杨 翼

改革开放初期，在上上下下的一致努力下，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与此同时，传统国有经济也开始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革期。

在此阶段，国企究竟是如何进行改革的？对此，长期活跃在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著名国企研究专家、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有充足的发言权。李锦曾在无数个国企留下过足迹，在天南海北的各类国企里进行过走访调研，在他看来，中国国企改革的40年不只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改革样本。

上世纪80年代的国企为什么要推行“承包制”？90年代的“国企三年脱困”是怎样一个过程？新世纪初期，国企又是如何壮大起来的？目前的国资国企改革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的采访时，李锦娓娓道来，让今天的人们也能亲身体验到那个充满激情的改革岁月。

国企改革不是一“包”就灵

NBD：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激活了个体户和私营经济等在当时看来还是十分“新”的经济形态。那么，当时，面对这样的改变，国有企业又面临的怎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了哪些调整？

李锦：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后来进入城市，然后才有了国有企业改革。最初，在农村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国企的经营思路还没解放。

1983年，农村改革全面推开后，提出要推进城市改革，春节前《人民日报》为此连续发了多篇评论。事实上，当时在城市进行改革并不简单。因为当时的农村改革主要通过承包制在进行推广，而在城市进行改革，涉及的面很广，商店和饭店等开始出现变化，还出现个体户卖油条等现象，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国企改革的确还不成熟。

不过，谈到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对比，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82年，承包制推广后，一些农村的土地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很多人因此搞起了副业。当时，我听说山东商河县一个村庄，开始做起了收羊、宰羊、销售羊肉的业务。后来，我就就蹬着自行车到这个村庄去了解情况。到了当地，我发现，收羊的农民与国有企业延伸到基层的“腿”，也就是供销社、收购站开始进行竞争。当时，他们双方互相架大喇叭进行宣传，供销社说“要拥护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农民个体户的大喇叭则喊“我们的价格便宜”。最终，国营企业败下阵来。农村商品经济从农副业、加工业开始，对国有企业产生了冲击。

在对比中，农村改革的生命力充分显示出来，农民个体户走进了流通渠道，对实行统购统销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冲击。

随后，国企面临的新冲击来自于乡镇企业。当时，每个乡镇都有小企业，国有企业的货放在那里卖不掉，乡镇企业却因为机制活能卖掉。因此，乡镇企业很快三分天下有其一，乡镇企业当时在苏南和胶东很兴旺。

彼时，还出现了“星期天工程师”现象：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星期天到附近乡镇企业进行技术协助。

面对多层冲击，国企坐不住了。到1985年，福建有55个厂的厂长呼吁向厂长放权，中央也提出要加强企业自主权。而在此之前，国企中也开始推行厂长经营责任制。

当时有一个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讲的就是厂长要对企业负责任，而不是让政府来直接经营企业。

1984年，还出现了“马胜利承包”事件，当时石家庄造纸厂被一个叫马胜利的人承包以后，效益一下子翻了番。后来，一些地方开始推广，但搞了两年后出现一些问题。因为，被承包的企业不是一个有动力的市场主体，只是承包经营活动的一个环节。此外，承包人也只是一个厂长，说免职就免职。最后，它是包盈不包亏，盈利了大家有奖金，亏损了厂长自己掏不出腰包来补偿。与此同时，公司治理和内部应对市场的机制没有形成，所以这轮国企改革最后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

经过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厂长负责制、利改税、承包制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发现国企改革并不是一“包”就灵，改革的关键还是解决机制问题。

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NBD：进入90年代，国企进入新一轮改革阶段。这个阶段的国企有哪些特征和问题？又是如何获得解决的？

李锦：在国企改革的这个阶段，我们提出解决公司制问题、体制机制问题。1992年，中央确定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又提出了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化治理。体制改革、公司改革和机制改革，这三项改革目标明确了，任务也就随之清晰。

1993年，我们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其中第一句话说就是说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等，关键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当时，我曾到青岛的双星集团进行了42天的调研，对如何实践市场经济进行了探索，做出了模型。

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市场说了算，要一切围绕市场转。但搞了几年下来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1997年，提出来要结构性调整，也就是“抓大放小”。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同时，把走向市场的一些企业改制，出现了“改制潮”。主要从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和纺织行业入手，这些行业基本上变成了民营企业的天下。

大量的家电、纺织、日化企业变成了民资和外资，这些企业也恢复了活力。民用的轻工业走向了市场，搞活了。

改革最大的好处，就是丢掉了包袱，留下了优良资产。在这轮改革的过程中，重化工业还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他们的优势在于，这些许多原来都是计划经济下的的各个部演变过来的企业，实力很雄厚，具备各种资源。

总结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同时放开搞活一批国企，以及保住关键核心的一批国企，为未来的改革发展打下来基础。

改革形成新管理制度

NBD：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成立，这开启了国企管理体制和国企改革的新阶段，您如何看待此后的国企改革和发展？2013年后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又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李锦：2003年，国企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就是国资国企管理机制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管理体制和制度。
国企改革到了这个阶段，又面临许多新变化，这对改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国资委成立后，出现了由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我们的市场扩大了，国企客户已靠这个市场来推动发展；随后到了2005年，国企还出现了多元化浪潮。

当时的国资委负责人提出，“央企要做到（业内）前三名，做不到前三名，我给你‘找婆家’”。我记得，当时196家央企，陆续进行了合并，业务进行了扩张。那时，央企横跨十多个行业，什么赚钱干什么。央企出现过分膨胀现象。

等到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金融危机又来了，那时的应对主要还是以资本刺激为主，主要都是投资给了国企，尤其是央企。这样一来，国企又开始了膨胀。

在国企高速发展的同时，国企改革的内容却比较分散。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的改革都在搞，但那时的企业想着的是先做大、赚钱。

到了2012年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之前的多元化发展，使得国企积累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央企发现进入的领域并不赚钱。

接下来到2013年，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开始了。这一次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了投资刺激的方式，这一块取得了成功，包括去产能重组等，央企去掉了近100家，质量提高了。

另一方面，2015年，我们发表了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确定了主要以产权改革为主的国企改革目标，产权改革一个是公司治理，另一个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是以这两个为主，国企改革也得到了全面推开。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

国企改革最核心的是产权和公司治理，还包括政府放权的内容。让公司治理以产权作为依据，例如说目前的联通混改。这也意味着董事会等公司治理方面的改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