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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年—深圳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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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专访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深圳特区是战略眼光的产物 先行先试是其使命

每日经济新闻 2018-08-16 18:57:14

自1980年正式建立特区以来,位于中国南方的深圳用不到40年的时间,把自身从南海之滨的小渔村,发展成了与中国三大都市——北京、上海、广州比肩的现代化都会。在深圳急速发展的背后,是哪些因素发挥了助推作用?

对于各界关心的这个问题,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到长期从事深圳特区发展研究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在此次采访中,他向记者详细解答了深圳高速发展之谜。

每经记者 李可愚    每经编辑 胥帅    

袁易明

“根据我的观察,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后高速发展的原因,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在深圳体现得非常明显。”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如此分析。

自1980年正式建立特区以来,位于中国南方的深圳用不到40年的时间,把自身从南海之滨的小渔村,发展成了与中国三大都市——北京、上海、广州比肩的现代化都会。在深圳急速发展的背后,是哪些因素发挥了助推作用?

对于各界关心的这个问题,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到长期从事深圳特区发展研究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在此次采访中,他向记者详细解答了深圳高速发展之谜。

在深圳建设特区很有战略眼光

NBD: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当时选择包括深圳在内的这四个地方作为特区,而不是选择其他成熟城市的原因是什么?

袁易明:经济特区选择在这几个地方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也有非常明显的战略眼光。

比如说选择在深圳和珠海建立经济特区,这是因为深圳对面有香港、珠海对面有澳门。汕头是一个侨民集中的地方,体现出了吸引侨资的取向。厦门的对面则是台湾。在我看来,这样的布局针对性非常明显。我们的特区要发展,首先要解决外来资金从哪里来?我们的经济特区最早是“出口加工区”,主要是在边境地区搞一些加工业。深圳和珠海,都处于边境地区,从世界上的经验来看,边境上的地方可以搞出口加工区,它也具有明确的资金来源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这几个地方比较偏远,所以它比较容易去建立和探索一些新的东西。旧观念、老观念在这里约束比较少。当地本来就是小渔村,并没有像样的社会结构,改革并没有什么阻力。这和当时具有固化模式的大城市不太一样。

此外,我们的边境特区能够建设得非常好,可以很好改善和港澳台地区的关系,同时有益于展示我们的发展成果。比如说现在,很多香港人就愿意来深圳居住、投资、发展,这与以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将经济特区的地点选在深圳,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深圳特区是改革试验田

NBD:深圳特区从无到有,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深圳特区“特”在何处?

袁易明:深圳的开发,大背景是国家要开放、要发展经济。这时需要借鉴外面的东西。如何学习外面的东西?就要找一些地方来具体实践,因此就在1980年成立了深圳特区。

这个特区最早是广东省向中央提出的一个想法:我们想在靠近香港边界的地方进行发展,挣一些外汇、搞进出口加工。后来国家批准了,1980年8月26日,就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当时,在深圳的蛇口划出了一些土地,由香港招商局进行投资,这宣告中国改革开放打出了“第一炮”。蛇口也成为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第一个地点,成为了深圳特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深圳特区的“特”,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率先开放、率先改革”。率先开放,就是引进外商和投资进行建设,发展工业;率先改革则是指有些领域,比如劳动用工、土地制度、金融领域都率先推进,进行探索试验。

深圳和其他三个经济特区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先行先试”。什么叫先行先试呢?就是试一试究竟要用什么样的道路发展经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管理体制,能不能管理好。

我们传统是搞计划,但这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快速提升。那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就要由经济特区来探索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当然,特区还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开放、开放什么、以及开放的步伐怎么走。这就是经济特区被赋予的使命。

“深圳速度”得益于机制改革

NBD:我们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的关键词是“深圳速度”,当时深圳的建筑建设速度是一次次破了中国纪录。为什么能在深圳特区产生这样快的“深圳速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袁易明:深圳开放以后,产生“深圳速度”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施中,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经济的模式。当时,与深圳毗邻的香港产业成本比较高,它需要找到一个降低其成本的地方,我们的深圳特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

当然,更重要在于体制机制的改变,它(深圳的建设)完全就不是原来计划的那一套了。在深圳采取了市场的方式,由企业说了算。在建设的过程中,和自己的绩效进行挂钩。因此,在劳动用工、工程管理、道路建设和审批制度的一系列问题上,都是围绕着需求导向,这就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探索出的一套管理机制。

过去,建设项目都是由领导安排、自上而下层层布置、干多干少都一样,工资都是固定的。什么时候把项目建成,也有严格的计划。但是现在,在深圳的项目建设过程中,就不是这样了。项目根据市场的需要设定了工期,早建成一天,就会早一天盈利。企业在市场上多赚钱,就能减少它的成本负担。当时在深圳蛇口,就提出来这样一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也就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体现。

NBD:深圳开设股市是推动深圳发展的重要事件。为什么当时要在深圳开设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袁易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几个要素决定了生产力高低和发展速度。一是土地资源、二是人的要素以及资金要素,当然还有企业家要素。

在土地方面,当时深圳进行了改革: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拿出去进行拍卖,土地的所有权是国家的,使用权给了企业。这样就解决了深圳发展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把土地资源“盘活”了。改变了过去土地开发都是由划拨、审批决定,使用过程中国有(集体)土地、国有(集体)处置“一条线”的情况。现在,土地的所用权保持在国家这里,使用权可以拍卖,这样一来就盘活了。我有经营的好点子,我对这块土地的出价可以高一些。另一家企业觉得自己开发土地没有前一家企业那么厉害,那它的出价就会低一些。土地使用权卖给了出价高的人,就会产生更好的效益。

在人的因素方面,深圳在这方面也率先改革:比如工人在企业间可以双向选择。劳动者到哪里去就业由自己选择。工人可以说:“我不想在这里干,我就不干了。”哪家公司出价高,我就到哪里去应聘。企业老板也是这样,根据业务的需要来聘用想要的人。劳动力的市场也被激活了。另一方面就是企业家要素。在深圳,企业家成立的独立企业自负盈亏,决策和投资、盈利和亏损都由自己负责,企业按照国家的法律来经营。

最后,说到资金要素。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缺土地、不缺劳动力,但资金是严重短缺的。既然前面三个问题都有解决方案,那第四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了。缺钱的话,我们什么事情都干不了。这就需要我们盘活融资渠道。

一般说来,我们有两个融资渠道,一个是间接融资、银行贷款,这是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另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就是直接融资,对于这一部分我们比较缺。直接融资中,最重要的就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开拓之后,可以把社会上的资金、甚至是海外的资金吸纳起来,解决资金的严重不足。

为什么要在深圳建立股票市场呢?第一,当时认为股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老百姓通过投资股票成为企业的股东,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就不算“无产者”。我们要把股票拿过来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手段。这样的突破和尝试,当然首先要在特区进行。

第二,深圳有这个需要。股票市场要有企业上市,也要有人买它的股票。由于深圳特区建立后,公众化的企业需要资金,就可以去股票市场上市融资。因此,深圳开设股市,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国家认识到在这里开设股市的必要性,给深圳一个机会先行先试。又因为有需求,深圳的股市能够发展起来。

深圳把握住了未来发展机遇

NBD:上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人都开始担忧深圳缺乏发展动力,但事实是深圳再一次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机遇期,您认为在这一阶段,推动深圳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袁易明:根据我的观察,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后高速发展的原因,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在深圳体现得非常明显。

在深圳,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一批著名企业、上世纪90年代又产生了一批著名企业、2000年以后又出现了一批著名企业。每一个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深圳都能有突破。这样突破的根本原因在于,深圳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企业家可以敏锐捕捉到需求。企业家的能力在深圳得到充分的发挥。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在深圳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但更多的企业起来了。

在这种优胜劣汰的机制中,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政府预见到深圳未来可能遇到的约束,比如说发展空间的约束、环境的约束、产业结构的约束等等。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末期,深圳市政府通过海外考察得出了结论: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市政府的文件上首先出现了要鼓励发展“科工贸”企业的内容,“科工贸”就是当时对科技产业的说法。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深圳就意识到了危机感。搞“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总有碰到问题的一天。所以要超前捕捉未来的战略。这具体体现在:

一是做规划,在1995年之后,就规划将现在的南山建成高新科技园区,借鉴海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搭建起架构,再招商引资、出台政策,研究产业园区如何发展,

二是为高新产业欠缺的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说在1998年,深圳开办了高科技产业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高科技技术可以在会上进行交易,这是一个创新。通过搭建一个平台,让企业家和科学家进行交易,科学家可以把技术卖给企业家,企业家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技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对接,科学家研究的成果可以变成产品。科技也转化成生产力。

除了高交会以外,深圳政府还意识到,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融资不容易。当时到银行贷款,必须有固定资产进行抵押。但工程师和科学家手里只有无形的技术,没法抵押。科技企业当时是贷不了款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深圳当时就引进了“风险投资”。大量的海外风险投资机构受邀参加了高交会。他们意识到,这里有投资机会,风投就在深圳发展起来了。

责编 胥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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