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 | 布鲁金斯学会都市经济排名：都柏林、圣何塞和成都靠什么拿前三？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杨欢

图片出处：摄图网

规模化逻辑主宰着现在城市的发展。人口集中、资源爆炸、城市地理范围无止境膨胀——在城市化的进程下，很多城市都在向“大胖子”的方向进发。

以扩张为基础的城市化，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问题。近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小组发布的《全球大数据检测报告》，就展示了这个两难局面的一个侧影：城市化究竟能否带来就业的增长，并拉动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大都市对区域就业、人口吸纳等方面的贡献率“不成比例”地增强。无论在老牌都市的发源地欧美地区，还是新兴增长极亚非拉地区，大都市的经济均不同程度的与其余城市拉开了差距。特别是在中国，二者的差距拉大了4倍。

该报告根据人均GDP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两项指标，对300个大型都市进行了排名，其中有103个城市来自中国。此外，在排名前30名城市中，仅5个城市来自欧美地区，除旧金山外，其他均为非老牌经济发达城市。

综合上述两个特点，以榜单前三位最为典型，分别是都柏林、圣何塞和成都。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这三座非传统大型都市能够位居榜单前列？

都柏林：“凯尔特之虎”回归

都柏林登顶，得益于爱尔兰近年来逆势增长的经济。

1995年，爱尔兰摆脱了曾经欧盟最贫困国家之一的称号，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爱尔兰经济增速多年保持在6%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10%，爱尔兰也因此得名“凯尔特之虎”。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爱尔兰的经济规模在2010年收缩了14.8%。但它迅速扭转颓势，到去年，爱尔兰GDP增速达到7.8%，该数值超过欧元区国家平均值的三倍。

爱尔兰如何实现这两轮的经济发展？打造吸引外资企业的优良环境正是其制胜法宝。

在爱尔兰前金融部长Brian Lenihan的总结中，爱尔兰拥有流动的市场、动态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支持商业和外向型社会以及对人力和资本的低税政策。这些要素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为爱尔兰吸引了Airbnb、脸书等公司，促使它们将相关总部迁移至此。

据IBM2017年全球企业迁址趋势报告显示，爱尔兰连续6年成为全球最受外商投资欢迎的国家。

税收优惠显然是企业最看重的条件。爱尔兰以12.5%的税率成为欧洲企业税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相比，降税后的美国该税率仍有21%。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丹麦大学曾研究发现，仅2015年，跨国公司将1060亿美元的企业利润转移到了爱尔兰，使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企业避税天堂。

质疑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些仅为避税而来的企业，并未在当地进行更多的生产活动，相反，他们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这些因素看上去都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爱尔兰，更多的经济效益源自企业的溢出效应而非企业本身。来自都柏林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Conor O’Toole指出，爱尔兰最大的收益来自文化培育上，因为许多爱尔兰创新企业可以在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合作中开展业务，这也促进了爱尔兰商业活力和创新激情。

此外，爱尔兰最大的游说集团IBEC负责人Danny McCoy指出，爱尔兰还能得益于知识产权的转移，爱尔兰本身大量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能力将此转化为爱尔兰的经济增长。

圣何塞：硅谷城市再进阶

在美国主流媒体纷纷将“硅谷时代结束”作为头版标题之时，硅谷城市给出了相反的回答。

根据美国劳动力办公室发出的一份报告，今年2月，湾区增长了6000个工作，就业市场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峰。

似乎硅谷城市又迎来了新一波高速增长的时期。在2016年，旧金山和圣何塞就业增长率经历短暂的下滑、甚至逼近全国平均数据后，在2017年回升，并达到两倍于全国的状态。圣何塞2017年的数据在全美排名第6。

事实上，布鲁金斯学会报告中的内容也能印证此变化——排名第4的旧金山，在2000到2016年间的数据仅位居第133名。这意味着，近两年时间见证了旧金山的新一轮快速增长。

但与此并不相称的是硅谷城市仍不够友好的城市氛围。拥挤的高速公路、过度使用的公共交通体系和学校、持续不断的水资源短缺、高所得税和缺乏人情味的社区都无法阻止源源不断涌入的人流。

这与都柏林恰好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看来，作为美国硅谷地区的大都市，圣何塞的经济发展仍得益于新兴科技市场的突飞猛进，经济活力和就业机会同步发展。

高收入绝对是硅谷城市在吸引人才上的招牌。根据美国劳动部的统计数据，圣何塞与旧金山区域的私营部门员工拥有全美最高的工资，以今年1月为例，其周平均工资分别为1506.84美元和1315.58美元。

当然，布鲁金斯学会认为，硅谷城市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增加城市的包容度，特别是旧金山和圣何塞都市区拥有全美第二和第三大的收入差距。这为整个湾区带来了将近200万无法实现收支相抵的人群。斯坦福大学研究员Raj Chetty研究发现，这可能导致湾区将来失去大量创新人才，并最终造成经济增长的后继乏力。

成都：“亚洲世纪”显现

作为入围前三的城市，来自中国的成都则更有探讨的价值。

事实上，在对全球大都市进行比对分析后，亚洲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在经济和就业增长上的分量更重——前300名有103个城市来自中国，而前30名城市中，仅5个城市来自欧美地区，其余均来自亚洲。

能够居于亚洲城市之首，成都主要得益于其就业人数的迅速增长。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成都的该指标位列300个城市的首位。

为何成都的就业能有此成绩？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评价中就可以窥见一二——吸引大量外资企业入驻是成都赢得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接下来由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技术的投入，将有望促使其成为新技术的中心。

技术创新是大多数中国城市在榜单上取得较好成绩的关键。例如，在该指标上排名全球第1的深圳，被许多人看作是中国的“硅谷”，其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催生了大量中国本土创新企业。

而在布鲁金斯学会对不同城市的分析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其都有各具特色的发展方向。例如，排名第8的福州是中国第二大电商出口省份福建的省会，2018年引入的eBay产业园是该公司首个专属产业园；排名第9的天津在人工智能领域领跑；而排名第10的厦门则受益于其“爆炸式发展的金融服务行业”。

对于成都，发展新经济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其在全国率先成立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出台支持新经济发展的18条政策措施，新政实施以来全市新经济市场主体新增3万多户。

当然，对于更多亚洲城市，发展仍然来自城市化带来的人口与经济的聚集，但这也造成了如欧美城市此前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例如，排名第6的德里环境污染和道路拥堵情况严重、排名第7的马尼拉也是一样，他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都市发展部来应对这些问题。

而对于更多中国大都市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将都市经济的虹吸效应转变为辐射效应，带动更多城市的共同发展，这考验城市主政者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