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经济增长有助于解决分配不均等问题

每经编辑 陈星    

图片来源：摄图网

王倩

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举行了“全球化的‘下半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分论坛。

当前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究竟能否解决分配不均、收入差距等问题？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合理的经济增长与全球化是可以消除这些问题的。

经济增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经济增长不是独立的因素，它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一个目的。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福祉、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终极目标。”3月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经济峰会的一场分组会上发表演讲时这样表示。

此外，斯蒂格利茨还曾在清华大学做过题为“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原因和后果”的演讲，这让笔者想起了斯蒂格利茨的一本专著：《不平等的代价》。书中，斯蒂格利茨从生产要素与分配环节诠释了美国乃至全球的不平等概念。其中涉及的内容既有社会角度的理解，也有经济理论模型做基础，所涵盖的领域不仅有经济学，还有社会学和哲学。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获得世界瞩目，人民生活水平也日益提升，但是分配不均、收入差距的问题也显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会提及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来衡量和探讨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收入分配以及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洛伦兹曲线用以比较和分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国家在同一时代的财富不平等，该曲线作为一个总结收入和财富分配信息的便利的图形方法得到广泛应用。通过洛伦兹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平等或不平等的状况。洛伦兹曲线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亦然。

但笔者想谈谈自己对不平等与增长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理解——合理的经济增长也可以消除分配不均。

应重视各投入因素之间关系

谈及分配不均，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既涵盖劳动力收入层面的不平等，也涵盖市场失灵，例如垄断等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笔者现在换个角度，从增长函数、增长的外部环境、帕累托优化等方面讨论该问题，并探讨如何平衡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能够在增进平等、减少不平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在经济学的增长函数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人力资源、投入资本与技术进步，它们的投入以及这三种投入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其产出与增长的水平。

在这里，人力资源包含的内容有高技能的、也有普通技能的人力资本，通常，我们认为，不同技能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其分配水平。而资本因素是从它的投入强度，即每单位投入资本所产生的产出量来考虑的。技术进步则是我们都熟悉的科技水平与创新程度。

在我国，工业技术还是以中等偏低的产业为主，高科技创新受到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但是还没有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我国同工业化发达国家仍旧有一些距离。劳动力资源也并非高端，这受制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中低端的劳动力决定了他们收入分配偏低。每单位投入资本的产出同工业化发达国家也有一定距离。

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增长模型在我国的应用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各个投入因素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工业的增长函数是以中低端为主，受科技进步水平的限制，基本上还属于劳动密集型，因此即便是大量增加劳动力资源与资本，受制于各个增长投入因素的相互比率关系的限制，产出的增加也是微弱的。

单纯大量的投入资本与劳动力，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力就属于收入分配中低收入的群体。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决定了投入的劳动力的收入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也决定了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用经济术语说，那就是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本与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匹配是给定的，无限制的加大资本或劳动力的投入，是在浪费资源。

创新是改变分配不均的途径

以我国东部沿海的服装加工工业为例，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专业”词汇：原单、尾单等，就是个好的案例。除设计成本外，大部分奢侈品的价格同其生产成本之间的倍数令人咋舌。

一件网购的原单连衣裙价格在600元，而到了奢侈品店里就要挂上上万元的价格，就是个典型的案例。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技术，设计理念在这里也被理解成一种形式的科学技术。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大多数产业仍旧徘徊在为国外品牌生产加工，而原创产品则很少。包括现在很热门的人工智能，大街小巷人们都在看五花八门的机器人，但换汤不换药，我们需要的是创新思维。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源动力，也是改变分配不均的根本途径。

经济学中常谈及的就是帕累托优化：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对于生产最优来说，两个生产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在我们的案例中，生产厂商的优化不能够以劳动力的收入损失为代价。在我们讨论的不平等与增长的案例中，生产厂商实现了产量的增加和增长，其是以牺牲劳动力收入水平为代价的，所以他违背了帕累托优化的原则。这就是我们反对不鼓励科技进步，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大量消耗原始资本与原始劳动力的做法，这无疑是社会财富的浪费。

分配不均的另一个弊端还表现在大量财富集中到生产商手中，长期下来造成了市场权力集中，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生产商权力集中会导致其定价权力增强，生产商剩余扩大，接下来就会有更多负面意义的超额负担加大。在经济领域，这是人们要规避的，因为它造成了市场上的不公平分配。

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保证这个体系的稳定，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框架结构条件，分配的合理，或者说剔除不平等分配，就是这个稳定的框架结构条件的其中一个内容。

长期的劳动力收入分配不均会危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有效的经济增长要求保证生产投入质量与数量的稳定。而劳动力分配的不均是威胁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风险。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社会稳定性受到了负面影响，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另一方面，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最终平衡状态下，生产投入成本是固定的，劳动力报酬得不到提升。而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如果本国劳动力报酬得不到提升，整体的福利上升就意味着本国劳动力福利的相对下降。

例如，A地生产商不致力于开发新技术，只热衷于低技术含量的加工工业，最终导致了大批加工工业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B地区。而A地区的工人福利获得不了提升，就是严格意义上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的，它也致使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受到负面影响。

无论是上述的哪种情况，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够从政策上引导、合理鼓励技能人才的培养，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业产能的优化，这都会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

（作者为同济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