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鲍威尔时代首次加息是否宣告危机周期结束

张敬伟

鲍威尔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次加息，释放出诸多信号。

北京时间3月22日凌晨2点，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在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至1.5%~1.75%之后，也意味着美国利率水平将达到2008年9月之后的最高点。

10年前，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发出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信号，也拉开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幕。为了拯救美国经济，美联储启动三轮量化宽松（QE），采取开闸放水的货币政策。美联储也将利率区间降到0~0.25%的最低范围。

经过耶伦时代谨慎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观察家们预测鲍威尔会“萧规曹随”，这也并不让人意外。事实上，从格林斯潘到伯南克，从耶伦到鲍威尔，美联储一向有着政策延续的传统。这个专家团队引领的机构，对美国货币金融政策有着独立的判断，即使遭遇华尔街金融危机这样的大变故，他们也不会批评前任，而往往是在继承中进行调整纠偏。

对鲍威尔的加息首秀，市场是有着充分预期的。耶伦谨慎加息，是因为美国核心通胀率一直不能稳固到2%的水平，而不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不行。这是耶伦专业性的执念，也是其平衡美联储内部“鸽派”和“鹰派”的策略。

而到了鲍威尔时代，谨慎是暂时的，加息缩表进程加快则是必然趋势。美国经济复苏已成常态，特朗普也启动了减税刺激经济和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周期。因此，美国核心通胀率“2%”的指标，不能再成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障碍。

按照美联储的预测，2018到2020年的加息频次可能是3次、3次、2次。这也意味着，到2020年，美联储将完成货币政策正常化。但是鲍威尔首次加息后，美国利率水平已经达到2008年9月以后的最高点，这也表明，本次加息似乎宣告了危机周期的结束。

从美国经济的基本面看，本次加息也没有考虑以往几年第一季度恶劣天气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美联储对美国经济今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长充满乐观预期——美联储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将由2.5%提高到2.7%；2019年则从2.1%调升为2.4%。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预测是一致的。

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在加息缩表上的立场，开始从耶伦时代的谨慎过渡到偏向鹰派的立场，是美国市场的基本面使然，也符合新经济周期美国经济调整的逻辑。

其他市场也捕捉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新动向，因而条件反射式地作出回应。加拿大、英国此前已经采取行动，欧央行和日本央行的态度也愈发倾向于加息。上述经济体在货币政策的节奏上基本和美国同步，这也体现了西方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技术性特点。由于西方经济体货币金融体系相对成熟，因此习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应对经济转型。简言之，危机时期一起实施货币政策放水，危机结束则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

西方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同进退”也说明，这些经济体暂时无需进行货币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他们已经习惯了经济周期的沉沉浮浮。

作为全球市场中的关键经济体，中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

一方面，由于中国货币金融体系处于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而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货币政策的运用上很难像西方经济体那样单纯和“任性”。

另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综合运用，而且货币政策上还有更多的工具可用。更重要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要同步进行，而且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加之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要和防范金融风险和人民币国家化的目标匹配。

特别需要留意的是，2015年美联储刚刚恢复加息对全球新兴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带来的动荡不安，也让中国记忆犹新。中间中国也经历了打击国际炒家试图做空人民币的残酷斗争。可以说，中国货币政策经受住了来自美国的严峻挑战。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货币金融政策改革完善和防风险的过程。

伴随着美联储的加息进程，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的关键角色，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跟进，成为市场猜测最多的一个问题。

2017年，市场也曾预测人民币会跟随美联储加息。但中国采取其他工具的方式，没有实施加息政策。今年到底会如何，依然是摆在央行新任行长易纲面前的重大难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中高速增长的态势已经形成，中国货币金融政策有了更强主动性。加息与否，中国央行会根据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进行调整，不会完全被动地随美联储而舞。

本次美联储加息，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是美元对人民币、欧元和日元等全球主要货币纷纷贬值；其次对金价上涨；其三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超过2.9%；其四是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超过3%，达到近70美元每桶。上述市场反应并不典型，可谓喜忧参半。

这也表明，美元在经过危机周期的信用消耗后，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强势作用已经不再。而美联储按照技术逻辑进行的加息进程，或因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而更充满不确定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