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审视经济学诺奖要有一颗平常心

张敬伟

在大数据时代，诺贝尔各奖项似乎不像以往那样有魅力，但经济学奖在全球范围还是受到普遍关注。毕竟这是危机刚刚过去的时代，也是新经济周期启幕的时代。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逐渐呈现复苏之势的时候，全球市场呼唤新的解决方案，希望能指导全球迎来新的景气周期。

这个愿景有些不切实际。因为决定全球市场未来的不是经济学理论的学术滋养，而是全球市场治理的不平衡，以及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尤其在全球化遭遇挫折的现实下，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或理论能够成为全球经济的救星。

正因为如此，审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要有一颗平常心。

作为诺贝尔奖诸奖项中的“最年轻者”，1969年首次颁出的经济学奖至今共有79位获奖者，其中美国就占了52人。有趣的是，在今年该奖开出之前的预测中，塞勒不是最热的经济学家。毕竟近十余年来已有多位研究行为经济学的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趣的是，塞勒曾经获得过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但这并不意味着塞勒不够专业，相反折射出塞勒更为广阔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作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塞勒获得该奖自有其独到之处。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细、越来越窄的情况下，学术领域宽广的经济学家似乎更配得上诺贝尔经济学奖。

要说明白塞勒的研究领域比较费时费力，但无论多么复杂的经济学理论都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市场，二是个人，三是组织——三个要素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利益网络，从而衍生为主权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和社会民生的影响。

三个要素中哪一个更为重要？抛开艰深的经济学理论和复杂的推演，其实市场和人才是最关键的“双核”要素。

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心理和行为，会直接“打乱”政府的宏观政策以及市场趋势。如此基于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民生经济学在危机后期和后危机时代发生过多次。

以美联储首次加息为例，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是在美国经济复苏趋势的逻辑下进行的。按照美联储主席耶伦的加息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个过程应该已经完成。但是，加息进程至今只有几次，而且在谨慎加息的同时，也迈开了更为谨慎缩表的步伐。

美联储的谨慎，是因为美国加息政策被全球市场的连锁反应打乱了。全球市场的连锁反应，是因为市场中的个体对美联储加息充满不安，这种心理直接投射到全球资本市场，从而引发美联储加息初期的美联储“打咳嗽”全球市场“得感冒”。至于在此过程中全球范围内不可预期的“黑天鹅”以及看得见但不知何时爆发的“灰天鹅”事件，也在一些政策性“导火索”的引燃下，促成人们的心理恐慌和非理性市场行为，并造成市场整体的异动和主权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

由此再来审视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行为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在诺奖委员会给出的得奖理由中，就能发现其中契合时代特点的现实主义特征——即通过探究有限理性、社会偏好以及自我控制的缺失，演示出这些人类特性如何系统性地影响了个人决定以及市场结果。

塞勒还提出了缺乏自我控制的观点。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但从储蓄的角度他给出一个较为简易的答案——屈服于短期诱惑是我们在为老年储蓄或选择更健康生活方式的计划经常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塞勒的理论不是为宏观经济提供解决方案，但是他发现了决策者和市场终端忽略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往往是引发大危机的量变因素。

“塞勒的贡献在于为个人决策的经济和心理分析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观点，帮助行为经济学创造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领域，对许多经济研究和政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获奖“评语”的前半部分非常客观，但其影响是否真有那么“深远”却还有待检验——不要忘了，经济学是个复杂的学科，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能够洞悉市场的全部，即使该理论能够成为主权国家决策者的依据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把诺贝尔经济学奖看成是透视经济现象的一个手段，恐怕更现实也更合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