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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50人论坛问道产权保护:何妨从中小股民权利保护抓起

每日经济新闻 丨每经记者冯彪 2017-02-17 19:12:14

涉及1亿人群、资产达20多万亿的股民产权如何保护。产权的本质是什么?

每经记者冯彪 每经编辑陈旭

编者按:在2016年取得了6.7%的增速之后,中国经济下一步又该如何行稳致远?2月15日,聚集国内最顶尖经济智囊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给出了六字主题——“产权、动力、质量”。《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多名经济学专家认为,平等保护各类产权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生机勃发的根本之道;而“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也完成中国经济势能的转变;围绕转变政策方向、降低税费负担,则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策术的转型。问道、蓄势、变术,《每日经济新闻》见证高层智囊为中国经济把脉听诊,谋策2017改革之道。

问道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

中国经济50人论坛问道产权保护:何妨从中小股民权利保护抓起

即将过去的冬天,虽偶有寒潮,但总体感觉并不那么寒冷。这正如当下的中国经济,在潜在增速放缓之际,2016年依然再创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最高增速。

2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国内经济界最顶尖的智囊济济一堂。从10分钟、5分钟发言的坐而论道,到你来我往的观点交锋,学术的争鸣让这里已生出不少初春的气息。

经历增速换挡的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能。而在数字背后,中国经济长盛之“道”安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首先发问道:“网约车,到底能不能以私家车从事经营活动?”

“涉及1亿人群、资产达20多万亿的股民产权如何保护。产权的本质是什么?”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这样问道。

两位学界大咖貌似不太相关的两个问题,却都直指当下各界关注的产权保护问题。这也正是今年年会主题“产权、动力、质量”所关注的话题之一。

保护产权纠正涉企错案冤案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各方给予高度评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等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意见》最大的亮点就体现在对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

“《意见》在起草的时候,原来将公有资产和非公资产的保护分成两段写,后来有专家提出这样写不对,应该放到一段中写,强调平等保护。要改变过去那种分等级保护的状况。”吴敬琏告诉记者。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目前看还是重在抓落地,要通过纠错平反在财产退还、财产保全上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吴敬琏也在讲话中呼吁,应抓紧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确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使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

就在论坛举行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2017年1月12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产权错案冤案纠错的问题也进行了阐述。

孟建柱表示,抓紧制定务实管用的实施细则,提高运用法治方式保护产权的水平。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引发的问题,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予以看待,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等原则公正处理,不盲目翻旧账。此外,对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罪与非罪不清的,实行疑罪从无。坚持有错必纠,积极稳妥地甄别、纠正一批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

网约车背后有产权大文章

除了纠正错案,随着市场的演进,各类新型产权实现形式不断出现,如何落实产权保护也面临一些新的难点。

长期研究产权问题的周其仁在论坛上坦言,产权保护难点即重点,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也必须在产权层次上向前推进,征地制度要认真改革。另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特别注意对科学家人力资本的保护,要有利于释放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

周其仁特别强调,越往市场经济的深处走,使用权的问题可能越容易界定清楚,反而是在转让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他解释说:“在现实中,要素资源转让形式非常多,可以一次性转让,也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合约形式,所以这个缔约权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如果更通俗地解释周其仁提及的缔约权,也就是如果拥有某项资源,能不能自由地跟他方去缔结契约?周其仁认为,在不影响社会其他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应该可以自由地跟他方去缔结契约,而国家和社会要保护这个契约,这样才能让创新和经济发展有一个很好的微观基础。

“现在缔约的自由度还是偏小,长期是行政管制,到底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经营活动可以进行,这个放得还是不够。突出表现就是像网约车,到底私家车能不能从事经营活动,引起很大的争议。其实只要不影响社会公益和社会的秩序,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周其仁说。

如果说网约车还是不至于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小事”,那么涉及20多万亿资产和多达1亿人口的中小股民,则可能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的运行质量。李稻葵直言,这个群体的产权事实上没能得到足够好的保护,股民没有信心,结果就是我国通过股市直接融资获得的社会融资总量非常低。

李稻葵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的理论称,产权本质是剩余的控制权。“当企业内部人没有按照合同履职的时候,小股民唯一办法就是走人,没办法去实施自己剩余的控制权。”李稻葵建议,可以探索大股东长期持有股票、形成法律约束、在市场上形成并购基金等方式,更好保护股民权利,增强中小投资者的信心。

变术篇:道混成而自然兮,术同原而分流。——班固

积极财政:应从刺激投资转向支持社保

近两年来,高层多次要求为企业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并已取得部分成效,但仍有不少企业反映税费负担过重。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介绍,国内企业的缴费负担主要体现在社保等层面,明显高出美国、瑞典等发达国家。

这一观点也得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的认同。“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中国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是占工资的28%,而美加分别只有12.4%和9.9%。”郑秉文说。

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白重恩的建议是只需“变术”,即财政政策的转向。

“适当减少政府主导的投资,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可以是减免税费,支持社保。”

社保缴费占企业负担偏重

2016年以来,企业税费负担引发社会持续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多次对降低企业社保费率、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工作做出部署。今年2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明确,以更大决心进一步清理和降低涉企收费,尽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的清费举措。

减税降费举措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5%,低于2015年5.8%的增速。其中,政策性减收较多、清理涉企收费免征范围等是减收一大因素。

“但必须看到,目前收费名目较多、乱收费等问题依然突出,给企业加重负担。”2月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白重恩介绍今年最新版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称,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中国的营商环境综合排名是78位,但税费指数排名却是第131位。白重恩认为,在不含增值税情况下,我国税费占企业盈利比重是68%,而美国是44%,瑞典49%,德国49%,印度61%。

而在税费负担中,社保缴费又占了大头。“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的盈利为49%,美国是10%,瑞典是35%。”白重恩表示。

社保中最主要的费用是养老保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回应白重恩社保费过高的观点时也表示,我国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大约占工资的28%,而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只有12.4%和9.9%,我们比美国高一倍多,比加拿大将近高两倍。

“我国是世界上养老保险缴费较高的国家之一。在可统计的100多个国家里,中国名列第15左右,高于主要发达国家,是导致企业负担较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我们的养老金水平并没有相应高出那么多,这说明养老保险制度还有改革完善的空间。”郑秉文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专家:积极财政转向支持社保

2016年4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6年5月1日起两年内,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郑秉文表示,去年符合降低养老保险的省份大约20多个,降低一个百分点,据推算,去年大约能减少收费600亿~700亿元,为降低企业负担作出了贡献。

政府为企业降低社保负担,国务院确定了两年的降低费率时间,郑秉文问道:“那么以后长远应该怎么办?”他认为,应该找出问题的病根,推进制度改革。

对于这一问题白重恩也有自己的思考。他提出,可以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会保障,将政府资产更多用于民生支出,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

另外,白重恩提出财政资金更多用于社保和民生还有一层考虑。他认为,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为了保增速而进行财政刺激,而主要的财政刺激就是政府驱动的投资,当政府驱动的投资增加了以后,会占用很多的资源,导致要素价格上升,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这会影响整体效率,造成经济下行的进一步压力,并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白重恩将这种恶性循环称为“新二元经济陷阱”。

白重恩认为,通过财政政策的转向正是避免这种陷阱的途径。积极财政政策也可以是用政府财力去降低税费,从而使企业盈利能力增加,提升企业投资积极性,这样就会诱导更多市场主导的投资。当整体效率上升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减缓了。

“政府资产更好地使用,从支持投资到支持社保是个一举两得的事,对于走出恶性循环,是至关重要的。”白重恩说。

实际上,白重恩所倡导的财政政策转向为降低社保费率后社保费用下降找到了弥补的方式。郑秉文也补充认为,就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制度改革比单纯“找钱”的作用更长远。

“养老保险缺的是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导致名义费率太高),缺的是制度的管理体制不顺(导致每年必须给予财政补贴)。”郑秉文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蓄势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孙子

市场主导:去产能去杠杆不宜依赖行政手段

势者,犹水之就下也。自从2015年11月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寄予厚望,力图借此完成中国经济的势能转换。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一年多以来成效明显,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表示,比如在去杠杆方面,个别领域的杠杆率去年还有所提高。

吴敬琏在发言中表示,去产能主要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同时要慎用行政指标的方式去,否则难以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部分低效的企业可能并没有受到压缩。

在比较原来纺织行业去产能和当前钢铁去产能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直言,只要让民营企业起主导作用,供给侧的“三去一降一补”是可以自发起作用的。

国企去杠杆去产能效果不彰

2月15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在回应当前经济运行热点问题时表示,钢铁、煤炭去产能的年度任务超额完成,商品房库存水平持续下降,市场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有序推进,实体经济成本有所下降,重点领域补短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在吴敬琏看来,2016年的“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同时也存在得失互现的情况,比如在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上,成效比较显著,但部分企业杠杆率甚至还有所提高。

对于去杠杆成效不明显,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也表示赞同。他给出的数据显示,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虽然略有下降,但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61.2%上升到了61.5%。

杠杆率的上升也促使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累积。吴敬琏认为,这将使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杨凯生认为,造成我国企业杠杆率过高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金都是来自财政拨款,后来的“拨改贷”改革由于相应的配套政策不够完备,使一大批国有企业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变得狭窄了,银行贷款成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所需资金的最主要来源。

在杨凯生看来,通过“债转股”去杠杆的方式只是治标之计、应急之策,降低国企杠杆率就应该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

在杠杆率上升中,国有企业表现明显。多位与会专家指出,国有企业也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

周其仁表示:“据我们观察,如果一个领域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基本上不容易产生过剩产能问题。网络领域、餐饮业很难看到有过剩产能,但是在国有和民营并存的领域里头,就很容易形成过剩产能。”

对此,张文魁也有同感。他以纺织业为例说:“纺织行业1998年也经历了去产能,从4000万锭压到3000万锭,从2001年到2011年又开始产能扩张,到2010年产能到了1.2亿锭,是压产能之后的4倍。但是从2011年又开始去产能,从1.2亿锭压到了1.1亿锭。不过这一次是自发的、由市场驱动的去产能。所以目前市场的资产周转率是164%,利润率也是比较好的,现在大约有9%。”

但是钢铁行业却没能体现出这样的状况。张文魁提及,2000年钢铁行业的负债率54%,现在67%;资产周转率2000年是53%,现在是97%;利息保障倍数当时是2倍,现在是2.9倍。

靠市场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对于“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困难,吴敬琏认为这与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管框架结构推进不够快、不够实有关,就造成市场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能通过激励创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在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吴敬琏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出路就在于切实推进改革,使市场能够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化的改革也获得多位与会专家的认同。张文魁直言,只要让民营企业起主导作用,供给侧的“三去一降一补”是可以自发起作用的,如果“国进民退”,还不能叫真正的改革。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发言中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市场合理分配资源来改善供给,实现有效供给。

另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去杠杆既要降低杠杆存量,更要控制杠杆增量,达到宏观上动态稳杠杆的效果。健全对国有企业负债率的动态监测、风险预警和自我调节的机制,对高负债甚至资不抵债企业及时进行兼并重组或破产清算。

责编 李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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