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谈“三去”：“简单依靠国家财政来解决是不尽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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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张雯

在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眼里，当前一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改革与上世纪90年代那场以国企改革为主导的改革相比，面临更复杂的政策设计。

3月4日，杨凯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党中央国务院把它们看做2016年工作的主要任务，看做是‘十三五’规划全面实施的一个重点工作，我觉得这个充分表明了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实力比过去更强了。”

从1985年杨凯生在其36岁时进入工商银行，到2013年离任，上世纪90年代那场攻坚到制度、大量触及既得利益、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的改革，恰发生在杨凯生最为黄金的年龄段中。

二十年来纵向对比，杨凯生说：“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让一部分不适应市场的企业退出了市场、‘破产兼并’。但是现在的情况与当时有很大不同。变化在于，当时调整结构、要退出市场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独资的企业，涉及到的职工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涉及到的企业债权人是银行，也是国有独资的银行。因此在当时，政府是有可能设计出一套比较有行政色彩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有关问题的。”

“比如说当时企业在银行设定的抵押资产，在企业退出市场时，把这些资产进行处置，变现以后，银行也放弃了优先受偿权，用于集中安置下岗职工。”杨凯生说。

“而在当时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接收不良贷款，是按照不良贷款的账面值来接收的，一块钱的不良贷款，花一块钱买的。我们都知道不良贷款处置回收以后，会有一部分收入，但这个收入不足以顶上账面值，如果顶上账面值的话，就不叫不良贷款了。那么资产管理公司一比一等价收购回来，处置不良资产，肯定会形成一种损失，这个损失最终由财政解决，这套做法当时设计得非常巧妙，叫做‘时间换空间’，使得企业卸下了历史包袱，”杨凯生总结说，“许多银行具备了财务重组的能力，最后创造条件，改制了上市了，因此那一轮改革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与二十年前不同，过剩产能分散在各类型企业，面临改革的也不仅是国企，所涉及到的职工身份更加复杂，大银行也都改制并在海内外实现上市了，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更实现了多元化。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所采用的行政化措施，现在再简单施用，就会有困难，”杨凯生说，“现在需要做的是认真测算，比如各地过剩产能的企业究竟有多少，这些企业的上游下游涉及面有多大；如果有职工需要分流的话，当地再就业空间有多大；安置这些职工的费用还需要多少，哪些是社保渠道可以解决的，哪些是财政渠道可以解决的，哪些是应该有其他股东负责的；这些企业净资产还有多少，欠银行贷款还有多少；银行如果处置这些相应企业的贷款，它核销不良贷款的能力有多大，距离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多远？这些问题都要盘算好。”

杨凯生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当年处置这些问题，付出的成本都是财政负担的，只不过是财政左口袋出还是右口袋出、今天出还是明天付的区别。现在如果简单的全部依靠国家财政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是不尽合理的，因为市场化程度已经提高了。在现在这轮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的过程中，要坚持依法处置的思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