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关键是落实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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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

1月27日公布的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三农”仍旧是我国攻坚小康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短板”，农民在我国社会各阶层中仍属弱势。与以往一号文件按照农业、农村、农民“老三块”部署工作不同，今年一号文件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这种分割，提出“农民主体论”，明确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福祉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事实上，这也是“三农”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过去，无论是强调稳定农业生产，还是新农村建设，亦或是农民增收，都有意无意地偏重于经济增长和实现政策意图，农民主体地位的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伤害。

比如，有的地方政府没有完全考虑到农民利益，强制性地推动土地流转；征地谈判中地位不对等，农民对土地的实际权属被削弱，地方政府征地补偿非市场化；建设用地同地不同权，农民无法借助市场化来实现资产性收入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讲，就在于农民主体地位的完整性不够。

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落实“还权赋能”，即把地权真正还给农民，尊重和保护农民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利，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下，以“按份共有”、“资产变股份”来推进集体产权改革；同时赋予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功能，实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在权利明晰和权能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农民自主的产权表达机制，即是否愿意流转、以何种价格流转和流转给谁等，最终实现农民同等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红利，实现资产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绝对比重。

通过“还权赋能”来落实农民的主体地位，是攻克“三农”难题的根本之道，包括破除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城市化、工业化之间的障碍，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新二元”（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隔离的障碍，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彻底市民化、均享城镇公共服务的障碍。“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占人口近60%的农民能否像城市居民一样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红利是关键，这其中的可行路径就在于“还权赋能”。

更为重要的是，以“还权赋能”来落实农民的主体地位，是释放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推进“稳增长”和经济转型的方法。

从近期发布的2015年宏观经济数据折射出的结构性问题看，“稳增长”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人口红利衰减、内需释放不足，导致成本急剧上升、消费急剧下降。在需求和供给端双重打击下，传统工业产品价格“跌成白菜价”，利润创新低。

这其中，农业转移人口减少是源头。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至2015年，合计共减少了1300万。劳动人口之所以减少，除了老龄化外，以青壮年为主的农业转移人口减少是主要原因。带来的直接冲击就是传统制造业成本急剧攀升。同时，劳动力突变式减少也导致终端消费无法提振，产能过剩的局面愈演愈烈，内需型社会转型无法到来。

农民实际城市化率仅35%，长期为低生产率所桎梏，农村人口高达8亿，内需潜力却无法释放，这是不可思议的。农业转移劳动力急剧减少，原因在于农民工无法市民化。而农民工无法市民化又是城市化成本上升造成的。

未来我国将进入传统产业“去产能”、“去杠杆”拖累经济，与新兴产业成长扶持经济赛跑的过程。这其中，农民工能否市民化，既决定了我国传统产业能否滑落得慢一点，对稳增长拖累少一点，也决定了第三产业能否快速、高质量成长，经济转型快一点。

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民主体论”，并以“三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统揽政策推进，可谓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根本，也意味着集体土地还权赋能改革不远了。

（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