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迪顿三要素”给全球QE提了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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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

“诺奖季”收官！10月12日，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彰迪顿的理由是，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给全球治理者提供了返璞归真的思路。

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学奖侧重鼓励新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如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多次获奖。2008年之后，经济学将适应全球市场变化，侧重解决“问题”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者容易获奖。

2015年是全球市场不平凡的一年。美联储推迟加息，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日欧还在重复美式量化宽松（QE）的老药方救经济；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股市汇市波动影响全球市场信心。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缓慢难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调低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长率。

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应对危机并无太多办法，无非是通过货币政策宽松释放流动性和提升通胀率。

但当全球主要经济体用同一种货币政策宽松来拉抬本国经济相关数据时，由此引发的货币连贬效应，可能引起全球贸易紊乱。同时，也会造成投资与消费的失效——衍生全球能源和大宗散货价格的低迷。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原有的经济引擎都出了问题。

如今，空谈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不合时宜，旨在解决具体问题但格局太小的精算式经济学模型也难受青睐。套用诺贝尔后人的说法，全球经济治理者成为“金融市场的投机者”。

迪顿不赞成强烈的外部刺激，他认为外部刺激虽然能拉动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但不可持续。简言之，他不认为流行全球的量宽式刺激政策有用。其给出的药方是通过健康的福利政策和公平的社会权利来激活内部消费。此外，解决贫穷也是确保市场需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之一。

危机前，迪顿所谓的“消费、贫穷和福利”，似乎有些老生常谈，现在却是正本清源。没有足够的消费数据支撑，美联储不敢加息；13亿人消费潜力难以释放却又外流，则是中国的困扰；偏执于提振通胀率又一直提升消费税的“安倍经济学”陷入怪圈。

显然，消费力不是靠量化宽松刺激的高通胀和高经济增长来实现的。消费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就业率企稳和人们稳定的收入，以及健康的社保制度。

美国、欧洲的就业和社保制度健全吗？奥巴马总统还在为历届美国政府视为畏途的医保制度努力，欧洲高福利制度则衍生出主权债务危机。社会权利保障机制的缺陷和不安全感，导致个体消费行为的不确定性。

至于贫穷，更是全球性的沉疴。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报告预计，到2016年，占全球人口1%的最富有人士的财富超过其余99%的人财富总和，财富占比将由2014年的48%增至50%以上。

经合组织5月21日公布的报告指出：“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的9.6倍。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是7.1倍，在本世纪头十年则是9.1倍。”

迪顿对消费、贫穷和福利方面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给出的具体答案，而是给处于困境、困扰的全球治理者的提醒：

一是不管采取何种危机治理，消费、贫穷和福利都应是根本之道，三要素构成了社会治理和市场治理的理性基础，三要素先天不足，难以保障社会公平和确保经济康康稳定发展；二是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者，应立足本国，补足三要素内功，而不是简单地采取同质的货币刺激手段，或通过粗暴自利的货币战和贸易战来祸水外延。

迪顿获奖的三要素对中国同样重要。福利制度的完善和破解两级分化以及激活13亿人的内需动力，值得在政策面好好筹划并扎实推进。经济新常态下的两大任务，调结构和稳增长，两者固然须同步推进，但前者更为重要。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观点不代表署名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