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接力“下半场”治污指挥棒环保“约谈风暴”来临

郑州向石家庄“取经”，引发论战的背后，折射出地方环保治理的急切心态。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今年以来，包括郑州在内的被环保部约谈的城市已达到10个。而这一场约谈风暴正在从环保部向下传递。

8月11日，从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了解到，近日，针对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督查发现及央视媒体报道的超标废水排放问题，呼和浩特市环保局约谈了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内蒙古天浩纸业有限公司三家企业负责人。

与此同时，就在几天前，因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广西39名县长被广西自治区相关部门约谈。

记者梳理发现，近几个月来，陕西、河北、海南等多省都在环保领域推进约谈工作。

对此，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通过约谈实际上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监督具体化了，现在看来效果非常明显，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上级机构督查下级机构（治污）的机制。”

地方政府被逼上治污“战场”

地方政府是治污的主力军，为此，新环保法第六条明确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

今年5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正式印发，明确要求，严守环境质量底线，将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地方各级政府环保责任红线。

然而，对于新形势下的环保责任担当和工作要求，一开始一些地方明显感觉到“不适应”。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环保部多次组织督查组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利用无人机开展执法检查，对存在污染问题的地方进行“回头看”等，检查的结果显示，一些地区的环境违法问题依然突出。

为督促地方政府加强环保工作推进，约谈成为了一把“利器”。今年以来，环保部对10个城市实施约谈，仅在华北环保督查中心管辖区域，被约谈后，就有共57名地方相关主要负责人被批评、警告、免职。

实际上，在税收、就业等因素干扰下，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作的干预一直是业界争议的焦点，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争论愈发激烈。但是，约谈力度加大，让地方政府不得不投入到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的“三大战役”中来。

以郑州为例，2015年7月底，郑州因上半年大气环境质量恶化、空气质量城市排名倒数第三被环保部约谈，今年8月，为实现“约谈蓝”，郑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将带队到周边城市取经，学习如何针对性治理空气污染，即便是空气质量倒数第五的石家庄仍被作为治霾的“取经”对象。

被约谈之后，地方的环保压力在加大，也说明约谈的效果比较明显，骆建华认为，治霾“取经”肯定是找污染重的地方，相互之间更有可借鉴之处。

地方刮起“约谈风暴”

呼和浩特市环保局约谈了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内蒙古天浩纸业有限公司三家企业负责人，并提出七项整改要求和处理意见，包括：呼和浩特市环保局、玉泉区环保局、开发区环保分局对三家企业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联合督办，派驻执法人员驻厂督导，确保企业整改落实到位。

在环保方面如此大张旗鼓地约谈企业整改，在新环保法实施之前并不多见，尤其是作为西部地区，更值得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一地，在环保部频繁约谈的高压之下，为避免被“请喝茶”，环保约谈工作正在从环保部层面向地方传递，地方政府上级对下级、政府对企业的约谈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骆建华介绍，环境保护的主力军是地方政府，今年上半年可能主要还是环保部在行动，但是，环保约谈正逐步向从环保部向地方政府传递。

今年8月，由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不力，广西自治区住建厅等部门对工作滞后的陆川等39个县政府领导进行了警示约谈。

同时，2015年5月，在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约谈会上，由于未完成主要污染物减排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海南五个市县政府和三家企业负责人被海南省环保厅约谈并要求整改。

今年4月，陕西省环保执法局对29家超标排放问题严重企业的负责人进行约谈；河北省环保厅公开约谈履行环保职责不到位的5个市县区行政负责人，并当场签订了“限期整改协议”。

骆建华称，新环保法有很多有效的制度，但是，对各地政府的一种新的制度设计就是约谈，通过这种方式给地方政府压力，让压力转化为环保的动力。

约谈实际上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监督具体化了，效果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显，骆建华说，可能要慢慢把其总结好，形成更好的制度，作为环保的有力武器，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上级机构督查下级机构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