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银行顶格上浮存款利率 息差面临大幅收窄

每经编辑 每经记者 袁君 发自上海    

每经记者 袁君 发自上海

时隔两年有余，央行重启降息，提高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11月21日，央行降息政策刚一公布，市场便迅速作出反应：多家商业银行为保证存款迅速加息，当晚，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苏州银行等均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

不难预见，资产端的降息和负债端的“加息”给银行带来的是息差的缩窄。据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粗略估算，此次调整导致银行存贷利差下降约20个基点，大幅拉低银行利润。

另有银行业内人士认为，估计监管在实施金融市场化手段的同时，也会继续配合利用SLF（常设借贷便利）等金融工具，在小微、“三农”方面给予支持。

上浮存款利率保存款

央行21日晚间宣布，自22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6.1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不再公布五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这是继2012年7月后的两年多来央行首次降息。央行对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的放宽，立即引来了银行的跟进。据记者了解，21日政策出台当晚便有银行调整存款利率。宁波银行宣布，22日起，该行存款利率按新基准利率上浮20%执行，即上浮到顶。此外，南京银行、苏州银行、紫金农商行、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稠州商业银行等宣布，整存整取的所有期限存款利率均上浮20%，3个月、6个月、1年、2年和3年的实际执行利率分别为2.82%、3.06%、3.3%、4.02%、4.8%。

在此之前，上述各家银行均将整存整取利率按1.1倍的上限浮动，记者对比上述8家银行降息前后的利率发现，1年期存款利率不变，3年期存款利率实际上还升高了0.125个百分点。

“没办法，我们小银行存款压力本来就比较大，我们一直是顶着央行可浮动范围的上限。我觉得接下来估计还会有更多的银行上浮20%。”某地方城商行内部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

在此前的两年时间里，商业银行利用利率政策空窗期间进行了一轮资产重定价，息差已经看到回升的趋势。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农业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光大银行、工商银行、南京银行、平安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及浦发银行10家银行的净息差出现同比不同程度的上升。

据瑞银证券测算，三季度上市银行平均净息差环比回升5个基点至2.56%，或主要得益于资产结构调整带来的收益率改善。

不过，在11月22日的调整后，银行资产端的降息和负债端的加息将必然会导致息差的缩窄。

“参照2012年降息带来的资产重定价使得银行净息差下降，此次央行的降息政策将带来新一轮的资产重定价，非对称降息再加上存款利率上浮，商业银行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面临息差再次收窄的压力。”某银行分析师告诉记者。

央行或动用短期工具

就目前来讲，商业银行的盈利核心在于存贷差，即低利率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从中赚取利润，因此此次贷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利率的做法，将压缩银行的利息差。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考虑到降息的同时扩大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在当前的存款市场供求形势下，预计银行普遍会将存款利率上浮，甚至可能顶格上浮。因此，银行存款利率降幅很小或基本未变，但贷款利率下降。因此，非对称降息加上存款利率上浮，进一步缩窄银行利差。

据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粗略估算，此次调整导致银行存贷利差下降约20个基点，降低银行利润。国金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马鲲鹏测算，假设各期限贷款基准利率全部下调40个基点，各期限存款利率全部上浮到顶，同业利率下降50个基点，债券收益率下降40个基点，在此极端假设情况下，本次降息将拉低2015年息差15个基点、拉低2015年净利润9.9%，静态考虑本次降息影响后，16家A股上市银行2015年合计净利润同比负增长1.4%。

不过，马鲲鹏亦表示，这样的静态测算并未考虑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带来的收益率变化、也未考虑贷款定价上浮带来的收益提升，最终银行真正实现的利润达到甚至低于此的概率极低。

挤压商业银行利润不是央行此举的目的，事实上，与国务院“融十条”思想一致，此次降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融资成本压力。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本次降息有助于在明年初存量贷款重定价时，系统性下调融资成本，特别是以贷款基准利率为定价基准的小微、三农，还有房地产。

“短期来看，银行利润下降不可避免，但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银行会没有足够动力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因此我估计监管在实施金融市场化手段的同时也会继续配合利用短期金融工具，比如SLF等货币政策工具，在支持小微、‘三农’方面给予补贴。”上述某城商行内部人士表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也认为，在银行存款增速放缓、负债成本上升压力大、风险偏好有所下降，同时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降低融资成本还需从监管机制调整、优化金融结构等方面加以推进，注重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降的长效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