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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政的角度看王朝的兴亡——重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

每经智库 丨杨道 2014-05-27 16: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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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道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哲学层面的人类天问,在历史学领域同样让人追问得百花齐放。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谜,也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历史就在那里,无论怎么说,它的确发生过,只因后来人,由于掌握的材料、信息,使用的方法、立场不同,而对历史有不同的阐释。

因此,那些出土文物、故纸堆,那些异彩纷呈的表述,神秘而充满诱惑与陷阱,尤其关于中国历史,要在漫长涌流的云烟中还原一丝痕迹、找到一些答案或方向,实属不易。

我想,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只是一种靠近历史的努力,和提供一种观察、分析、思考、解读的路径或维度。

想当年,在学校里学习“历史”,我所看到的“历史”,都是时间、地点等5个W、新闻式“历史碎片”。也就是说,那种教科书“历史”其实没有告诉我: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历史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历史的生命(未来)将蔓延至何方?

幸运的是,1998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三联1997年版《中国大历史》,买回来读了后,惊讶了半天:历史还能这样写,历史还是这模样。而真正让我有此收获的原因,一是之前一位川大老师的推荐,二是翻开书就看到,“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的学究去争辩。”(老实说,就是黄仁宇先生的这句话,赚了我16.5元。)

那时年少的我轻飘飘地读下去,看到黄仁宇先生说,“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此言颠覆了我在学生时代接受的很多关于历史的观念。我记得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一些授课的老师,有意无意、有心无心谈到封建王朝的灭亡原因时,使用最多的应该是,纲纪不振、腐败无能、道德沦丧。同学们也都把这些所谓“根本原因”写进作业本。但黄仁宇先生却在其书中称,“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是,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据他举例其研究发现,“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等,黄仁宇先生认为,道德并非万能,能否实现“数目字管理”才是王朝兴亡的根本原因。现在看来,黄仁宇先生的这一思路还是有其独特的个性魅力与学术价值。

那么,什么是“数目字管理”呢?黄仁宇先生在其书中并无专门的学理性定义。初读《中国大历史》,我是茫然恍惚的,直到后来又读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我才肤浅地认为,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就是执政者对于资本运作、商业经营的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手段在于财政税收方面的科学制度设计和有效落实路径。

再看黄仁宇先生的大作,我发现,先生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社会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离灭亡不远矣。历史上出现的两税法(中唐)、王安石的变法(北宋)、一条鞭法(明朝中后期)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社会实际情况,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要么其所倡导的政策被反对派否掉。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先生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所有这些努力失败的结果是,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其最终结局可想而知。黄仁宇先生也这样说: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

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历史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责编 邬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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