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证券管清友博士谈协同发展下的政策重点及行业机会：京津冀定位规格将高于上海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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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隋丕宁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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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上的“大树效应”用在经济领域，尤其是过去多年的京津冀发展上，几乎等同于“大树底下不长草”了。北京对周边资源的虹吸现象导致三地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河北多地，犹如环绕在光芒四射首都周围的“灰项圈”。难怪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开玩笑说，北京、天津这两个直辖市太胖了，周边的其他城市太瘦了，要做出一个具有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群。

“红肥绿瘦”绝非高层意愿，一枝独秀不是春。要实现万紫千红春满园，三地就必须“修枝剪叶”，做好加减法。京津合作，因经济技术水平接近，产业结构错位，资源禀赋各异，可分工合作、强强联合；京冀合作，则为资源互补、产业链重构以及生态合作。如此，三地才能从体量、质量和水平上成为世界级城市群。

当然，最终的规划和操作，绝不仅仅是在一张地图上做简单的“加减法”。这是一场从高层到基层的智慧考验。 今年3月以来，京津冀一体化因最高层的推动，再度破题。时隔10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为何会在今年提上议事日程，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互利共赢，三地当前的政策重点是什么？在此进程中，产业机会有哪些？

民生证券宏观研究中心多次强调，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是今年市场的一条重要线索。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宏观研究中心总经理管清友博士，请他对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体制改革试验区

NBD：2004年11月，《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开始编制，这被认为是京津冀一体化的最早版本。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京津冀一体化的问题为何会在这个时间节点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管清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潜在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寻找新的区域增长引擎的重大举措。其在当前被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现实问题倒逼。全国大范围雾霾天气，京津冀地区尤甚。京津冀地区的煤炭、石油消费量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河北的钢铁、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这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与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模式有关，与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也有关系。北京作为首都的各种功能过度集中，区域发展市场化程度低，权力配置资源特征明显，首都大城市病严重。

二是战略转换驱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珠三角、长三角两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珠三角、长三角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在我国外需呈现明显下滑态势、需要依靠内生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塑造新的增长极迫在眉睫。

三是中央高层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领导人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不同，因此经济工作的重点和特征也不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将会把京津冀地区塑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

NBD：此前有消息称，京津冀一体化方案或在今年6月出台。鉴于这一区域合作规划以往不太成功的事实，您认为，此次在顶层设计和具体执行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管清友：首先，在中央层面成立非常设领导机构。综合考虑改革与发展的多方面因素，我认为，中央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可设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国家发改委。可仿照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的经验，作为非常设机构，办公室在完成使命后可撤销。

其次，规划与落实并行。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要制定短、中、长三个时间层次的规划，明确协同发展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当前可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来统筹协调规划制定，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京津冀三地尽快推出规划。短期规划建议与“十二五”规划衔接和匹配，并纳入“十三五”规划，保证进度统一，并在2014年内推出短期规划，明确思路，引导预期，形成共识。

在做规划的同时，应该鼓励京津冀三地主动对接，在产业转移、人口分流、区域定位、城市功能、体制机制等问题上进行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按照规划做好港口、城铁、通讯、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让企业自己决定去留，政府严把环境关、安全关。涉及产业的转移和布局调整，要有充分的理由和透明的规则，不能拍脑袋。

再次，把京津冀打造成体制改革试验区，全国性的体制改革可以在这一区域先行先试。中央应给予京津冀更大权限，鼓励京津冀在财税、金融、户籍、社保、教育等方面做更多探索，迈出更大步伐，打造新时期的经济特区，为下一步改革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针对京津冀协同问题在历史上的争论，理出头绪，大胆设计。从经济上考量，要看到冀北、冀南、京、津的不同经济联系。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突破口，调整现行财税体制。调整中央企业与地方关系，增加央企对地方的税费和利润留存，缓解央地矛盾。

不是每一个主题都叫京津冀/

NBD：为了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方，当前的政策重点分别是什么？

管清友：目前看来，廊坊区号并入北京、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冬奥会以及保定加快承接北京部分职能的积极信号不断出现，国家战略思路已较为明确。

从城市功能定位角度来看，河北推进首都经济圈协同发展的动力最大，将全面承接京津产业和人口转移，保定、廊坊、张家口和唐山等地态度较为积极。天津强调借力引进北京部分产业和项目。

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来看，河北关注三方面：第一，加快过剩产能淘汰（以唐山为代表的钢铁、水泥等产能集中化）；第二，工业转型升级（以张家口、廊坊为代表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力度加大）；第三，现代服务业（以承德、保定、张家口为代表的休闲旅游、现代物流和金融服务业）。

预计首都经济圈规划将于上半年出台，北京周边地区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规划将逐步落地，承接京津冀产业的热点地区将会不断明确，京津冀区域的定位规格和经济作用将高于上海自贸区。

北京的思路是，原则上不再发展一般制造业，做大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用互联网思维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产业加快发展。

天津立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加快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NBD：对于河北来说，廊坊是其打造第三增长极的第一方阵和战略突破口。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对廊坊而言意义何在？与长三角的昆山、珠三角的东莞相比，您认为廊坊在融入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管清友：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对廊坊意义重大。思考廊坊市的发展定位，必然要跳出传统行政区划的空间，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去审视廊坊的机遇和战略方向。

廊坊地处北京、天津之间，被誉为“京津走廊上的明珠”。河北和廊坊应该以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把本省本地发展战略自觉融入到国家战略当中去，把廊坊定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突破口。

从中央层面来看，应该赋予廊坊更多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模式的任务，让廊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率先探索，大胆创新。

河北和廊坊在辖区飞地的行政管理上已经探索了一种新模式。廊坊辖区由于历史原因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廊坊北三县是全国最大的省间飞地，被京津两市包围，游离于河北主体之外。河北和廊坊在廊坊市委设专职副书记协调北三县，这是现行体制下的一种有益探索。

廊坊如果将部分区县的发展定位于北京的“卫星城”，那这些区县的初期发展没有必要也很难一步到位，发展目标不宜定位在直接建成拥有独立工业和全套服务设施的新区。

廊坊目前打造的“半小时进京入卫，一小时上天入海”是很好的思路。廊坊市区距北京40公里、距天津60公里、距天津港100公里，紧邻规划中的北京新机场。7条高速公路、5条铁路干线穿越境内，10条国家和20条省级公路纵横交错，是中国铁路、公路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城际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方面。

NBD：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以来，A股市场率先响应，一个保定将作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也引爆了相关个股。在您看来，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真正有利好效应的产业有哪些，为什么？

管清友：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规划出台后，京津冀板块是全年值得关注的区域投资机会。

总体来说，有四类机会值得关注：一是去产能带来的部分产业局部供需逆转。在华北地区大量清理水泥企业的背景下，该地区水泥产能将显著收缩，这无疑利好华北地区的水泥概念股；二是机构转移承接带来的机会，主要包括规划建设及区域概念股；三是环境污染治理带来的机会；四是交通设施互联互通带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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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主要观点

1、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当前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现实问题倒逼；战略转换驱动；中央高层大力推动

2、在做规划的同时，应该鼓励京津冀三地主动对接，在产业转移、人口分流、区域定位、城市功能、体制机制等问题上进行探索

3、预计首都经济圈规划将于上半年出台，北京周边地区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规划将逐步落地

4、思考廊坊市的发展定位，必然要跳出传统行政区划的空间，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去审视廊坊的机遇和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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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经验

新城疏散：伦敦“绿带”的启示

每经记者 原金 发自北京

20世纪30年代，为了防止伦敦城无限制膨胀，英国制定《绿带法》并在其外围规划布置了9座新城，不仅推动了伦敦大都市经济圈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伦敦-伯明翰大都市经济带的形成，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向外扩散。

伦敦绿带圈是英国首都圈-大伦敦外围的一块法定绿带区，涵盖的行政区除大伦敦的边缘地区外，还包含东南英格兰、东英格兰的贝德福郡、伯克郡、白金汉郡、埃塞克斯郡等。

环城绿带是指在一定城市或城市密集区外围，安排建设较多的绿地或绿化比例较高的相关用地，形成城市建成区的永久性开放空间。英国伦敦的环城绿带建设“绿带政策”是英国城市规划政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目前，英国的绿带建设已成为世界典范，特别是伦敦的绿带模式，被世界许多国家城市效仿。

有关伦敦绿带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580年，当时的国王伊丽莎白发布公告，在伦敦周边设置一条宽418km的隔离区域，该区域禁止新建任何房屋，以阻止瘟疫和传染病的蔓延。

1935年，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修建环城绿带的政府建议，确定了伦敦绿带的基本思想。

193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伦敦及附近各郡的《绿带法》，并通过国家购买城市边缘地区农业用地来保护农村和城市环境免受城市过度扩张的侵害。

1944年，艾伯克隆比主持编制了著名的大伦敦规划，以分散伦敦城区过密人口和产业为目的，在伦敦行政区周围划分了四个环形地带，由内向外分别为内城环、近郊环、绿带环、农业环。

每个环形地带都有各自的规划目标。内城环紧贴伦敦行政区，目标是迁移工厂、降低人口数量；近郊环为郊区地带，重点在于保持现状，抑制人口和产业增加的趋势；绿带环是宽为11~16km的绿带，是伦敦的农业和休憩地区，通过实行严格的开发控制，保持绿带的完整性，阻止城市的过度蔓延。农业环基本属于未开发区域，是建设新城和卫星城镇的备用地。大伦敦规划成为日后伦敦及周边地区制定相关绿带规划的根本依据。

1947年，英国颁布的《城乡规划法》为绿带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允许各郡政府将指定区域在其发展计划中作为绿地保留区。20世纪80年代，英国各地的绿带规划逐步完成，并进入了稳定期。

环城绿带之所以在欧洲得到广泛应用，与近现代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有直接联系。工业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同时导致一系列城市问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城市发展呈现蔓延扩张趋势。而环城绿带恰好能有效地抑制这种趋势。

伦敦城市经济圈由封闭到放射，最后形成圈域型城市经济圈，前后历经50年。伦敦城市规划发展与形成过程，可以给我国城市圈发展带来诸多启发。

工业革命引发金融革命。工业革命最早起源于英国，但科学革命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基本条件。科学革命不仅体现在科学体系、技术发明等方面，还带来了一场金融革命。

这场金融革命为创新和技术革命提供了融资渠道，使英国政府凭借自身的可信性和承诺度，通过债务融资进行基础建设和公共工程建设，在各种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和涌现的时代，伦敦证券市场形成，各种金融创新不断出现。这些创新的金融工具不仅满足了投资者进行产业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资本需求，也使得城市顺利发展。

此外就是都市圈建设始终坚持基本指导思想。伦敦的城市圈雏形最早形成于1800年，但4个同心圈为伦敦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规划虽然在其后几十年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对控制伦敦市区的自发性蔓延、改善杂乱的城市环境起了较大的作用，对1940~1950年各国大城市的规划有着深远影响。

最后就是政府运用法律手段予以支持。如《绿带法》、《新城法》，不仅推动了伦敦大都市圈的发展，也促进了伦敦-伯明翰大都市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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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想法：面朝大海 错位发展

每经记者 周洲 发自北京

你问天津要去向何方，它指向大海的方向。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天津地位最为特殊——位居北京旁侧，拥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滨海新区，也有足够的经济体量。

天津的想法，在于向沿海发展，在此规划基础上，定位于吸引民资、社会资本，盘活市场经济，从而与中部腹地相邻省份及辽宁半岛、山东半岛实现错位发展。

协同之难/

与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极、第二极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距离“协同”还有不小的路程。

“珠三角协同起来比较容易，因为珠三角9市都在广东省内；长三角民营经济发达，上海作为金融和服务业中心，能够服务于周边城市，在紧密联结的同时，和它们形成错位发展。”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霍兵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津、冀虽靠着首都，协调发展却很难。

把视野放得更大一些，囊括了京津冀、辽宁、山东、山西、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这四省二市一区的“环渤海经济圈”，城市之间联系不够紧密，生产要素流动不够顺畅，产业结构雷同。

此外，随着近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获批，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都市圈雏形，自求发展。

所以，京津“双核”并未能像上海那样对周边地区的要素产生强烈的“虹吸效应”，京津冀内部也是竞争大于合作——天津与河北第二产业占比都较高，造成一定的竞争。

事实上，天津的航空航天、火箭、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重工业，在吸收外资尤其是日韩外商投资方面是强项，但服务业是天津的短板。2013年，北京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70%，天津为48%，滨海新区更仅30%多。“发展服务业不能硬推，要符合城市发展规律。服务业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霍兵说。

天津近年来一直在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在滨海新区的产业布局上。霍兵说，滨海新区最近由此前的九大功能区合并为现在的七大功能区。其中3个着重发展金融创新、国际贸易、生态环保旅游业等服务业。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滨海高新区、中心商务区、天津港保税区、东疆保税港区、临港经济区当中，只有临港经济区偏重造船、装备制造业、石化工业。

寄望天津自由贸易区（港）的获批，天津市官员希望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度，从而使天津在环渤海经济圈和首都经济圈中得到成为“核”的机会。

向沿海去/

霍兵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发言就是他对京津冀一体化的思考。

他认为，拥有1亿多人口、GDP占全国达9%的京津冀地区，从地图上看分成了三个带。

北边是山区，包括承德、张家口、北京平谷、天津蓟县等。“这一带是生态屏障，也是贫困县比较多的地方。从城市规划上讲，还是要控制和避免过度开发，包括农业和产业发展等，这是资源环境重地和三北防护林带所在地。”霍兵说。

“北边山区这块儿，其实有很好的历史人文资源，发展旅游休闲产业有很大的空间。张家口和北京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想法就非常好。但不能搞大工业，要做生态行业。”霍兵建议。

中间地带是华北平原，包括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这个区域是传统的城市发展区，人口非常密集，大概占京津冀地区的70%。这一地带人口和产业聚集，污染比较严重，交通拥挤。”霍兵说。

中间地带存在的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向沿海地区，北部地区（工业）已经不能多占了，中部已经很密集了，现在需要向沿海地区发展。这几年，天津一直在发展沿海地区，河北省也在发展，天津的叫环京津，河北的叫沿海地带，包括曹妃甸和黄骅在内，投入都很大。”霍兵说。

霍兵认为，产业和人口向港口转移是趋势。

此前，船只货物走内河航运，天津是内河枢纽，经济发展迅速。200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表示，在20世纪30年代，天津外贸占到中国外贸总量的1/4，金融资本占全中国的17%左右，当时，天津解放路有一条金融街，号称“中国的华尔街”，40多家银行沿街而立，其中外资银行达17家。

后来，随着船舶大型化，港口发展成为趋势。由于航运成本最优，工业也逐渐向港口发展。日本就是在港口发展钢铁、石化、造船包括重型装备等。“这是工业化的趋势。”霍兵说，“现在，天津沿海地区的发展条件是具备的。”霍兵说。

过去，基础条件较好的青岛、大连和厦门，顺势发展成为海边城市。而天津沿海多是盐碱荒地。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填海造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天津沿海地区开辟出了发展空间。尤其是滨海新区，中央、天津以及企业的投资力度非常大，新区内将近300万人口创造了8000亿元的年GDP规模。

天津的城市规划本身就包括了向沿海地区发展。“天津的城市规划有个好传统，就是比较稳定。”霍兵称，1986年，国务院发布的《天津城市总体规划》中，天津提出工业东移和 “一条扁担挑两头”的城市新布局，强调天津城区和滨海地区（即现在的滨海新区）共同发展，加快发展滨海地区。30年来，天津一直坚持这个发展规划。

相对于北京和上海浦东来说，滨海新区远离主城区，靠近港口。这种规划符合城市向海边发展的规律。“这么多年，天津实际上是建了两个城市。两头拉开有好处，尽管当时投入有点儿大，现在看来，好处显现出来了，天津没有出现像北京那样的‘大城市病’。天津城市的大规划不会动，滨海新区的七大功能区也不会有太大变动。”霍兵说。

“从区域发展来看，滨海地区应当作为发展重点，工业和人口都需要向这些地区转移。”霍兵说。

他还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交汇点和重要区域，依然是“京津综合发展轴”，即北京-廊坊-天津中心城区-核心区。据统计，京津冀1亿多人口中，分布在这个主轴上的有近2000万人口，高铁、公路和天津港口交织构成了一条交通走廊。

此外，这个主轴还是一条高科技走廊。中关村-亦庄-廊坊-天津滨海新区、高新区、科技城走廊已经基本形成，让人联想到美国的高速公路、硅谷走廊的发展态势。

自贸区畅想/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城市定位有过三次调整。

1986年，国务院给天津的定位是 “拥有先进技术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开放型、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和现代化的港口城市”；1997年，这个定位修改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2006年，国务院批复的《天津城市总体规划 （2005~2020）》中，天津城市定位成为“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最新版的规划确定了天津 “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也强调与京津冀地区发展规划相协调，尤其是明确了与北京的功能分工。

正因如此，天津的主政者们坚信，继上海自贸区获批之后，中国第二个自贸区将落子天津。天津市商委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最可能获批的地方被外界公认在滨海新区。

“天津自贸区获批后，会跟上海自贸区一样，河北会成为其腹地，曹妃甸和黄骅港会在自贸区政策的带动下，被充分用起来。”该商委人士说。

而“国际港口城市”这一定位，意味着天津跟国际化接轨的程度要一致，这是天津眼下的短板之一。“目前来看，北方的市场经济不够发达，难以与国际接轨，除了北京以外，天津与河北还需要进一步开放。所以，自贸区的意义很重要，其实就是开放。”一位天津官员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该官员还分析称，虽然滨海新区的外资在京津冀地区相对算多的，但都属于“植入式”产业，本土民营经济份额较低，“市场经济不够发达，民企比较少，天津没有特别大型的著名民企。”

天津滨海新区虽然从2008年开始获得国务院批复进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先行先试机会，除了融资租赁取得了成绩外，OTC（柜台交易）市场一直没有落实好。

“你要吸引产业过来，金融非常重要。”该官员说。

“这就是自贸区的意义，和上海自贸区一样，重点会放在金融创新和改革上。”天津市商委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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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减法：减什么易 如何减难

每经记者 金微 发自北京

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逐步推进，北京将在更大程度上为自己“瘦身”。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北京市疏解部分产业、做“减法”几成定局。4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文称，正在制定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或为北京市的“减法”制定相应步骤。

最近，一家央企的制药项目整体搬迁至河北武安，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未来，众多包括批发市场在内的机构和企业有望搬迁到河北。

城市功能再定位/

这家搬迁的央企是新兴际华集团下属子公司北京凌云公司，4月16日，它整体搬迁至河北省邯郸。新华网报道称企业“污染较重，已不适合在首都生存发展”。

但对河北而言，北京处处是宝。4月10日，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前往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参加当地举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思考与定位的座谈会，近段时间以来，他已参加过多场类似活动。

管清友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首都要带头做“减法”，这不是简单进行产业转移，而是要放弃很多产业，“北京市应强化政治功能，不能携首都地位与周边地区同质竞争”。

事实上，2005年制定的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就已明确北京市为 “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不再提“经济中心”。但长期以来，北京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还是很明显。

今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时明确指出北京市的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

这一表述没有提到 “经济中心”的功能。业内人士对此的解读是，北京市要放弃发展“大而全”的经济体系，转而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

按北京市官方说法，北京市的问题表面看是人口过多带来的，其实深层次上是功能太多。

北京市副市长杨晓超表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今后沿着这样4个核心功能去发展，我们需要疏解很多北京市非核心的功能。”

北京市功能的重新定位，是其怎样做“减法”的前提性参数。近年来交通拥堵、房价高企、雾霾严重等城市问题日趋严重，北京市做“减法”，一方面有望带动周边发展，还有望缓解北京市“大城市病”的期待。

产业转移目标明确/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规划部门及相关智囊机构正在为北京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做各类调研和准备工作。

在这场“瘦身”行动中，对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北京市开始逐渐放弃。首先便是“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产业。2013年，北京市已经调整退出高污染企业288家。今年北京市将继续清退铸造、烧结砖瓦等企业300家。

北京市发改委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北京产业初步拟定的外迁方案，大方向是“挪工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资源”，“现在，我们还正在积极筹备，明确涉及高污染企业，但具体到哪家企业先搬出北京，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韩凯透露，北京市委已委托该机构对京津冀规划做调研，涉及转移哪些产业以及如何转移该类产业，“转移哪些产业目标明确，但如何转移是难点”。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是参与京津冀规划的智囊机构之一。该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北京中心城区应该将部分城市功能疏解出去，特别是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渐次将区域性批发、物流等传统服务业按照市场规律转移出去”。

大红门服装市场搬迁也首次列为北京市的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丰台区委书记李超钢表示，大红门服装市场给北京市造成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城市运行压力和社会管理压力，“从今年开始，大红门服装市场的仓储功能、批发功能开始向外疏解。”

将被疏解的还有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目前正在与河北多地谈判。

“市场化”成转移动力/

目前在产业转移方面，更多推力来源于行政层面，但行政方式也有其局限。

4月7日，《中国房地产报》报道称，北京市第一批外迁企业有207家，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名单通报给天津、河北等地，但尚未发现成功案例，承德市双滦区工信局人士认为，这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会成为负担，所以天津、河北承接热情不高。

虽然其后北京市发改委对制定外迁名单一事予以辟谣，但从地方的态度来看，在未来的产业转移过程中，行政的方式未必一定奏效。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表示：“北京企业外迁，政府部门的作用只能是引导疏散，至于如何对接，天津、河北也有选择权，不能强迫。”

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未来产业的分工和功能由市场决定，市场选择可以找到合理点，“未来京津冀的发展还是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需要把握好，在基础设施、规划制定、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可以发挥更多作用，其他的要由市场来做”。

据记者了解，在北京市诸多“减法”项目中，中关村已率先到河北开创新的创业园区，被誉为两地产业对接的典范，这其中不仅有中关村产业的转移，还有资金、人才的跟进。

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易基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关村现在的要素资源太密集，土地、人力等要素成本太高，“创业需要低成本，这是中关村走出去的原始动力。”这也使北京、河北实现了共赢——中关村有走出去的内在动力，河北方面也需要高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