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难度不小

图：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没人知道，但可管中窥豹

作者：张明、徐奇渊、杨盼盼

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哪些弊端？如何对其进行改革？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的长期性，使得无论是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多边平台上，还是在各国智库、经济学家圈子内，都对上述问题进行着深入探讨。

今年年初，由于美国两党政治斗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在美国国会受阻。此举不仅使国际社会质疑美国在履行其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承诺方面的诚意和能力，而且由于美国在 IMF 内实际拥有的 " 一票否决权 " ，这一状况也使 IMF 改革在短期内难有实质性进展。

作为稳定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重要机构， IMF 份额和治理改革直接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态势，需要国际货币体系以服务全球贸易和国际投资为目的，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世界各国如果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就会出现以邻为壑的货币金融政策，导致国际货币体系陷入无序和动荡，结果就是全球层面的长期经济发展受阻。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还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超国家的机构进行协调。

然而，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难以实现满足基本功能。近 30 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尤其是 2007 年至 2009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地暴露出当前美元本位制的根本缺陷，使得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联合国大会也专门成立了关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专家委员会，由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牵头。

监管缺失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却只能是美国说了算，监管形同虚设。美国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与其作为世界本位币国家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之一。

迄今为止，国际货币体系大致历经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当前的牙买加体系（美元本位制）的沿革。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国际货币体系的无序和动荡，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运行，从而服务于全球贸易、国际投资。然而，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无法对美国这样的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监管。

其一，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本位币地位，为其国际收支赤字融资，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美元是世界本位币，绝大部分的世界贸易、金融交易都以美元计价，而且货币的交易具有网络性，这个网络一旦形成，在中短期内将难以改变。因此，在没有硬性纪律约束的情况下，美国的货币政策必然具有内在的膨胀倾向，即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为其经常项目赤字融资。

与此同时，美国却把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全部推给了顺差国。这种情况下，问题的解决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顺差国承担国际收支失衡调整的主要压力，要么是国际收支失衡继续积累，直至其走向不可持续，从而爆发更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可见，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具有成为逆差国的逻辑必然性，但是国际收支失衡调整的主要责任却推向了其他顺差国家。而随着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造成美国对外债务的累积，最终市场会对美元汇率产生怀疑，从而造成投资者最终不愿意继续对美国提供融资，由此发生的美国国内危机将最终削弱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基础。这又被称为广义特里芬难题。

其二，虽然美元是全球化的货币，但美国的货币政策却是美联储根据美国经济状况制订的，着眼于美国的就业和金融稳定情况，并不关注其对全球经济的外溢效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从 2009 年开始到 2012 年美国连续推出四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又在 2013 年末宣布出台缩减量化宽松政策。

在此过程中，美国的货币政策触发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金融资产的大幅波动，也引发了 " 热钱 " 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大进大出，对这些国家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与其作为世界本位币国家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这也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之一。

其三， IMF 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实体机构，但这一机构实际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就其投票权份额来看，美国一家就约占 17% ，而 IMF 通过一项决议需要 85% 的投票权，因此美国对于 IMF 的决议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反过来， IMF 难以真正对美国自身的政策起到监管、协调的作用。

能力滞后

从事后的救助来看，作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 IMF 还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救助脱离受援国实际，二是实际救助能力也严重滞后于全球金融系统发展的要求，由于美国的阻挠， IMF 增资行动难有实质进展

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 IMF 的表现都备受诟病。 IMF 所秉持的理念是 " 华盛顿共识 " ，而不是从被救助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已经趋于崩溃，但 IMF 却一味地采取紧缩政策，此举甚至加重了危机。

反而是马来西亚这样 " 不听话 " 的国家，通过恢复资本管制、扩大内需等措施，使经济实现了较快的回稳。 2010 年，在时隔十几年后，时任 IMF 总裁卡恩承认了 IMF 在救助中存在的过错。

欧债危机中， IMF 的表现也同样令人失望。 2013 年 IMF 在评估自身应对欧元区金融危机的表现时，公开承认了在对希腊救助中出现的重大失误，这其中就包括在早期救助阶段，低估了财政紧缩政策对希腊造成的伤害。

IMF 的实际救助能力也严重滞后于全球金融系统发展的要求。目前 IMF 的借贷能力为 3000 多亿美元，这一数量仅仅与韩国的外汇储备数量大致相当。 2009 年的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提出了 IMF 增资计划，要将其借贷能力翻番。但由于美国财政困难，难以对 IMF 增资做出相应贡献。这意味着美国的投票权份额将在增资过程中面临稀释，其对 IMF 的绝对影响力也将面临挑战。

因此，美国要么就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在 IMF 决策机制中的现有地位，要么就得阻止 IMF 的扩大借贷能力，这对美国是两难。在这个两难选择中，美国必然优先考虑其自身控制力，因此，在可见的中短期内， IMF 增资行动即便有所进展，也将严重滞后于正常救援功能所需的资金规模。

改革方向

对现有体系进行修补、形成多极化的储备货币体系、创建超主权储备货币，三者更像是在短期、中期与长期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层次的目标，从大方向上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正在由一个国家主导向由多个国家甚至国家群体主导的体系演进。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论从事前监管，还是从事后救助来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均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所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反思、讨论这类脑力游戏，还需要在改革步骤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主要可以分为三类，这恰好也反映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大潜在改革方向。

方向之一

在目前的美元本位制基础上进行修补，特别是建立以美联储为核心的双边本币互换机制，来作为应对各国金融风险的新机制。近期，美联储将其在次贷危机期间与部分发达国家央行签署的双边美元互换机制永久化，就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这种改革方向的优点包括：

第一，属于存量改革而非增量改革，因此面临的阻力较小；第二，新增的双边美元互换机制能够在紧急时刻提供必要的国际流动性，从而能够缓解危机爆发时的紧张情绪。

然而，这一方法也有缺陷。首先，这种改革既不能克服广义特里芬两难，也不能降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其次，美联储在与其他国家央行签署双边美元互换机制方面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这使得其他国家怀疑一旦本国爆发危机，能否无条件地、及时地从美国获取流动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