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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与商人才是城镇化主角

2013-05-30 01:03:49

城镇化需要由商人、企业家拉动,政府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每经评论员 叶檀

城镇化需要由商人、企业家拉动,政府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到一西部小城,新区内空空荡荡,圈了很多地建了一片房,在低矮平房中间的坑洼地带,聚集着还算热闹的大排档夜市,坐着十几个人。当地农民年均纯收入8000元左右,国企职工月薪4000元算是铁饭碗,大家挤破了头拿出数万元“人头费”,想进国有煤炭企业,虽然现在煤炭行业并不景气,煤炭企业已经人浮于事。

这样的小城市需要大拆大建进行土地城镇化,还是等待经济增长之后自然城镇化?

山西大同原市长耿彦波离开大同,留下一地争议,赞之者称之铁腕整治大同,使大同旧貌换新颜,是“大同历史上最能干事的市长”,旅游与文化城市雏形已现;毁之者称其只要政绩,给城市留下数百亿负债,并且强拆强建不顾民生。

这样的讨论在学界屡见不鲜,一些学者虽然主张城市化应该由市场主导,却津津乐道于几十万亿的投资,农村人成为城市人之后数倍的消费增长。潜意识中已经转向政府主导与大拆大建模式。

城镇化主要是人的城市化,城镇化讲究的是资产负债表的平衡,与城镇化过程中提升经济的边际效率有多高。这些任务不是政府能够完成的,必须由市场的力量主导。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成为造城运动中的主角。以往的乡村在开发商的手下,已经成为重要的商业、旅游重地。以海南陵水等县为例,原先的农业生产区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旅游地之一,清水湾畔散落着面积动辄数千亩的大盘,边上已经由政府与开发商配套建成了轨道交通,医院、学校与热闹的商业街,这一趋势还在长白山、西双版纳等地蔓延,开发商选择并打造了中国旅游地产,进而成为中国旅游胜地。

商业地产同样如此,不要说万达、绿地这些大型的CBD建造者,笔者曾经与遍布各地的义乌小商品城的某些开发商交流,他们在进入某个城市所做的尽职调查,包括当地领导人的任期与信用,当地民间商业的集聚点在什么地方,物流条件如何,以及当地的人均收入与消费能力,更重要的还有,拿地的价格是多少,商铺的潜在买家有多少。多年的开发经历使这些开发商拥有一支敏感的调查团队,甚至能够通过当地多数人的餐桌看到消费水平,结果八九不离十。

除了开发商之外,企业家所起的作用不可或缺,企业集聚、实体经济兴旺之地,往往是城镇化疾速推进之地。企业需要人才,需要就业者,出口大发展时期的东莞、昆山,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自发形成的经济大镇。

对于中国正在艰难转型的城市而言,纽约、硅谷等旧富新贵没有借鉴意义,正在转型中的底特律则大有异曲同悲之妙。这个城市既有破败的老城区,也有新兴的富裕人群集中的北部郊区,这座汽车上的城市通过税收优惠吸引企业进驻,规划成为新型汽车的研发中心,金融危机在摧毁传统制造业的同时,也逐渐摧毁了当地效率不占优势的高价工人,人口结构逐渐改变。

4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声称,底特律的市中心正在恢复元气,得益于其所处的中心位置和价格适中的房产,以及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在底特律市中心居住的年轻人当中,逾40%是大学毕业生,相比之下,整座城市的这一比例是11%,密歇根州是29%,全美是31%。

中国一些无实业支撑的鬼城崩盘,而另一些地区正在撕下鬼城标签,如郑东新区,人口、商业已经度过孕育阶段,中部经济的发展为此地带来生机。

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事很多——打造相对透明、有信用的商业环境:建立城市整体规划,使城市能够在开发商手中重建的同时还能保持本地特色:央行控制金融杠杆,保证债务不至于崩盘,而又能让高效的企业获得廉价贷款:建立严格的环保与税收制度,使城镇化不带毒素。当城镇中的人口需要时,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

以目前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计,未来十年城镇化总投资40万亿并不是一个大数字,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前提是,城镇化的投资主体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坚守基本的底线规则保障城镇化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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