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访谈》第一季: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的现在与未来

每经编辑 杨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谢晓萍

今年，思科设备不断出现漏洞，致网络大面积瘫痪以及高昂价位垄断市场报道层出不穷。而在中国金融、化工、政府等关键的领域均有大量的设备来自IBM、思科等这样的外国企业。

此外中国每年所遭遇的黑客攻击也在不断上升，网络信息安全到底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政府以及企业除了提升防患意识之外，还应采取怎样的防患措施来抵御外界的威胁？

《每日经济新闻》特邀北京盛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于国富先生;欧中经济交流技术促进会会长杨佩昌先生；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先生与大家一同思辨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的现在和未来。

以下为《每经访谈》实录：

每经记者：思科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四大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中心，民航、空中管制骨干网络全部采用思科的设备；国家部委和政府机关份额超过50%；机场、码头和港口份额超过60%；甚至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这些巨头60%的份额，这组数据三位老师的第一反映是？

吕本富：思科为什么会有这个份额？你刚才说的电信、传媒、银行等等，过去主要是做自己内部网，一定要用路由器，至少前五年到十年中间，思科确实是第一，华为挤不进去。并且设备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但这不代表现在的思科竞争力很足。

杨佩昌：市场占有率高，确实是，但这是历史形成的。94年，思科就已经非常积极的占领中国市场，那时候很容易。虽然之前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可现在它是一个下滑的趋势，如今，华为和中兴已经有相应的替代产品。

于国富：咱们这个引子是思科在美国国会打击华为、中兴来看的，我们就要放到双方竞争的场景中来考虑这个行为是否公平。事实上我们国家也有我们的《政府采购法》，这里面有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必须要采购国产产品，除非几种例外情况。其中有一种情况，在中国采购不到，不可替代的产品，或者以合理的商业条件无法拿到的，才能采购海外的产品，这个说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像华为、中兴是中国企业，符合条件，另一方面，他们的成本比美国思科要便宜，他们的产品不大可能以合理的商业条件拿不到。这样一来，思科在中国所受到的排斥是法定的排斥。

每经记者：关于政府采购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参考的法律是2001年的《政府采购法》，还有一个《招标投标法》，这两个法律对产品的界定还是比较模糊，两者有何不同呢？

于国富：《政府采购法》里只说到采购国产产品。我印象中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曾有一篇讨论稿——《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讨论稿里规定如何界定国产产品、工程、服务和国内付出的成本要占多大的比例等等。而《政府采购法》虽是2001年的时候就有了，但是这个《实施条例》目前为止还在讨论。争论是比较大的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及外商独资的中国公司所生产的商品，因为不好判断是属外国产品还是中国产品。

每经记者：我们现在要意识到安全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否是设备？在面对更为复杂的国家网络安全时，我们又该如何制定安全设施呢？

吕本富：信息技术底层基础架构，不仅是思科，还包括西门子。西门子里的工业控制，高铁有很多系统的工业控制，那里面的安全问题更多，这是一个立体的问题。

我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我们先做，而是像当年英国电信在采购华为产品的时候所使用的办法。英国可以让华为进入电信产品，但要把原代码交出来，这样还不行，还要在那儿重新编译，所有的后门全没了。那我们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就完了，前面有车，后面有辙，按照这个来要求他们。

除了设备以外，对现在国民经济基础设施中运行的系统更重要，大坝系统、高铁系统、金融系统，这里面用的核心的工业控制的信息软件，要进行压力测试的，安全测试的。

于国富：在采购的时候，我们如何加以限定和审核，在使用的过程中，甚至在上线之前，我们应当进行什么样的验收、排查，一旦出现事故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应急机制和追究方案措施，这些可能会形成一个立体的信息安全的防御体系。

信息安全这一块儿，其实法律角度上来讲，肯定还是一个要“有法可依”。但目前，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从信息安全对我们国民经济影响的可能性上来讲，现在是不成比例的。

杨佩昌：打铁还要自身硬，真正治本的是你的技术创新，增强你的技术能力，把本领提高了，你就有这份自信了。尤其是华为、中兴有这种强劲的势头，完全可以在技术上替代思科，当然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做得更棒。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