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中医视角看扩张性经济新药

每经编辑 赵庆

问题始终存在。公众早就开始讨论并且意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种种问题，只不过“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被郑重对待。政策制订者、学者、公知乃至于普通民众，谁都不愿意做蔡桓公这样的讳疾忌医者，因此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这个大问题，人们纷纷开出形形色色的“药方”。

在众说纷纭的各类意见里，笔者比较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8%甚至更高比例的增长，政府应该继续积极地扩大投资规模来缓解目前的经济遭遇。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林毅夫。如果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种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维持经济增长的观点是一剂药的话，那么笔者觉得用传统中医的思维来看待和调制这剂“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或能真正使中国经济阴阳调和、标本兼治。

扩大投资规模实为“固本培元”

林毅夫说，投资在短期内可以创造就业和需求，长远来说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若将中国经济比作肌体，那么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好比是在“固本培元”，既解决短期内的现实问题，又可以通过公共水利、电力、交通设施的兴建和改进生产科技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实为一举两得。

但是仅如此，远不足以平息反对“国进民退”现象者的怒火和“市场自由主义者”的叫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如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使经济市场上出现了更多巨无霸式的“国老大”或是继续用纳税人的金钱来演绎铁道部的天价宣传片，那么扩大投资规模的财政政策就会沦为权力寻租人士的“天赐良机”和无底线地对于国民财富的浪费。相反，如果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能够积极引入民营资本，放宽对于金融资本市场的限制，充分发挥资本的杠杆作用，则将有效地提高资产的利用水平，形成国资和民资的相互促进的有利局面。换言之，通过扩大投资规模的财政政策来“固本培元”，还需要在这个方子中加入非国有资金的辅助药材，这样才可以把一个健康的经济肌体交给未来的中国，才可将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副作用控制到最小。

扩大投资规模可以“通关节、活经络”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内地农村的少女听闻深圳发展的机会较多，所以凭着补鞋的手艺来到深圳打工，短短数年间收入提高了八倍。五常先生认为，在中国的制度改革中，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过往几十年的快增长，从乐观的角度看足以雀跃，但从悲观的角度看，着实是改革尤显不足，所谓“过快”、“过热”之类的词来描述我国的经济发展，实有“口出大言”的嫌疑，因为往往这样词汇是堆积在发达经济体之上的。

综上言，在当前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之中，体制的稍微调整，就将激发在某个特定领域的极大经济潜能，所以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保持8%甚至是更高比例的增长是完全现实和可能的。而正确地实施有非国有资金参与的积极财政政策，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用一剂猛药来打通经济关节，疏活体制经络。

我们常常说要推动体制改革，不让体制因素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但是体制改革不是修修补补，更多地需要有一套完整的行为战略，而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对症下药无疑就是这套行为战略的一种体现。

从历史上来看，虽然凯恩斯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其过程也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从生到死、死而复生的阵痛。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意味着在特定的时间内，大量的资源会集中到国民经济的某一特定领域，而就该领域本身来说，是无法承受这种骤来的资源压强的。因此在那种情况之下，任何阻碍资源有效利用的体制经络和市场关节就会在巨大的外在压强之下垮塌，从而重塑整个经济循环的体系。在这个过程里，有的行业甚至会危亡，企业会破产，但是涅槃重生之后的经济循环必然拥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和抗压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事实是，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历史上最矛盾的时期，一方面从各种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各种经济体所遭受的阵阵寒意，均已表明中国经济的当前问题险象环生、错综复杂。我们试图寻找外科手术式的方式来帮助中国经济突出重围，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案始终有未得其法之感。或许当下，可以让我们回归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用汉方疗法来全面地看待中国经济之症。

“医相无二”，医生看病，宰相治国。中医理论认为，牵一发而动全身，治症应当对病人的表里、虚实、寒热、阴阳进行系统分析，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出发点就是“固本培元”，通过一系列地投资措施，使躯体稳固，把根扎实，而后通关节、活经络，进而激发经济活力，真正促使体制改革。

或许，中国人的问题，就该依靠中国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