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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要解决“李钱问题”

2012-07-10 01:09:23

解决“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实际就是在解决阻碍中国科技创新的问题。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并提出了到2020年的目标,即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从目前算起,离这一目标还不到10年时间,时间紧、任务重。好在我国已经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拥有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尤其是随着中国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长期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科研投入不足的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家在太空漫步、蛟龙潜海、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超级杂交稻、基因测序等方面,一大批科技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也捷报频传。中国应该有条件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跟上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

然而,在笑傲于中国科技创新取得成就和进步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尤其是标志着世界最高科学成就奖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我国本土培养的科学家至今还未有人获得。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科技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竞争的要求也不适应,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还不密切,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化的能力还较差,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和学术界还很浮躁,科研风气差。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势必影响我国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实现。

就中国的科研现状和社会环境来说,最关键的还是官本位意识与行政主导科研和学术活动的体制机制对科技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巧合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也提出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两者虽然一个针对的是科学,一个针对的是学校,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其精神内涵却完全一致,都直指中国社会的要害,即行政主导的科研和教育评价体系,窒息了中国的科研和学术自由,致使创新无法进行。

具体来说,官本位和行政主导机制对科研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官员为科学人员确定科研重点,科学人员主要追随官员意志,从事能够显示官员政绩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由科学家来主导研究项目。这种科研政策和科技体制的目的,就是要科学家“早出成果、出大成果”。面临着这种巨大压力,作为理性的选择,科学家只能去搞一些短平快的东西,一些确定性很强的项目,而对于不确定性很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则能避开尽量避开。由此也就在我们的科技和学术环境中,形成了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和风气。实际上,在科学研究中,失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会给研究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而由于害怕失败,科研人员对未知领域就不敢去尝试。

所以,解决“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实际就是在解决阻碍中国科技创新的问题。这就是取消科研和学术领域的行政主导,消除官本位意识对科技、教育和学术的浸淫。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建立企业为主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打通科研成果产业化通道;加快科研人才的培养,用科学精神占据人们的头脑和思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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