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在产业升级迟滞

4年间，温州模式似乎有了从天堂到地狱的经历。

在2007年，温州民营经济当年的经济增加值为1741.14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为80.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温州的民营经济遭受重挫。以2011年1~7月的数据为例，温州市规模以上326家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为6.4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加2.2亿元，同比增长52.2%，比2011年初上升了27.1个百分点。

温州区域经济出现的困境，在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秩清看来，本质的原因是低端产能过剩所导致，这也是温州中小企业普遍遭遇困境与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会做袜子的企业太多了，但全世界的销售量只有那么一些。”

温州的产业是在中国短缺经济时代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很快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发展，温州的这些低端产业的竞争优势渐渐失去。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认为，温州产业应该在2008年后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绝大多数企业因缺少整合资源，没有及时地兼并重组。同时，温州中小企业存在制度缺陷、管理粗放、急功近利、盲目扩张等问题，在管理、技术和经营上也缺少创新，风险防范机制严重缺损。

企业的转型升级客观结果是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升。但这两者的前提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企业主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一是地方政府职能方式的转变。

杨秩清认为，当前温州企业家的能力、文化和价值观已不能适应新的竞争环境，企业家行为方式已发生转化，热衷于投机性的盈利，对实业失去了兴趣。而地方政府职能弱化、淡化，缺少对企业的引导。

“无为而治”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表示，在产业转型方面，浙江企业已经有些落后于江苏等地。

“相当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应该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安乐死。”杨秩清说，淘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空间的平面转移，一种是纵向升级。

保育钧也认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必经的一个坎，经过阵痛后重新洗牌，这也是市场的一个自然选择。

当地一位官员也表示，温州当前最大难题是实业难题，实业经济模式已经不足以支撑温州的经济发展，引进新的产业结构是必然趋势，温州应该借此次民间借贷危机完成产业升级换代。

金融创新亟待破局

杨秩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从内因看是温州企业家对实业失去兴趣，热衷于赚快钱和投机性盈利，是资金资本化、资本热钱化的结果。从外部原因看，新老36条鼓励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在现实中民间资本仍难以进入，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金融领域。

“大量的民间游资找不到正常出路，转而进行资本炒作，想钱生钱。”保育钧说，如果允许民间资本创办银行，大量的游资也许就能规范运作。

2011年11月，温州市政府确立了金融立市政策，宣布全面实施“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旨在让民间资本借贷合理化、阳光化。

当中的一个方案是，以公开招标方式，在三年内发展成立120家小额贷款公司，有望吸收民间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并规定一定比例给温州以外的企业，以鼓励温商回归温州创业.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长周德文认为，加快金融改革，政府应开放小银行注册登记，将地下资金引导到地面，让民间借贷公开化、合法化，建立规范的民间借贷市场。

据悉，温州综合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已经上报，系列金融改革方案正在实施推进，目前温州江滨路的金融商务区也已开始动工建设。

同时，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民间资金动向，防范和化解民间金融风险，温州市政府试点开展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方培林认为，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如果仅是为了登记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引入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鼓励老百姓民间融资，恢复民间借贷。

在增设金融机构上，温州市政府积极申报设立侨资民营银行、温州信托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地方性金融组织。

温州银监分局监管三处处长李鼎认为，增设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必须重整，目前的多头监管和监管体系不健全不足以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

“温州问题不是金融机构数量不够，而是结构上的问题，包括银行信贷结构、温州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等。”上述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官员说。

不过，杨秩清认为，金融改革和实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协调过程，金融是产业之母，温州经济主要靠的是草根民间金融，温州危机表现出的重灾区也在民间金融领域，客观上金融改革见效快，因此，改革应当以金融为先导。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称，目前小贷公司只能从批发机构获取资金增加杠杆，而这受国家利率市场化问题的束缚，只有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如此大银行也可以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批发资金获利，这种情况下，银行肯定有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