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山寨手机寒冬：最低端小厂从上千减至20家

每经编辑 每经记者 齐文婷 刘功武 发自深圳    

每经记者 齐文婷 刘功武 发自深圳

在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深圳，有数以百万的人生存在这个电子产业环环相扣的链条之中，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 “山寨手机”大军。2011年末，山寨手机从业者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我叫刘鹏（化名），今年35岁，在深圳开了家万能电池厂，工厂最高峰时有四五十个工人，月收款可达百万元以上。往年到了年底，电子业如火如荼，今年却各处死寂一片，我之前做手机电池，现在只做些来料加工，一个只赚两毛钱。今年华强北的手机厂死了一大片，山寨手机快要寿终正寝了，我的厂每个月都要亏损三到五万元。”

近日，一条名为“奄奄一息的深圳小企业主的自白”的帖子，成为天涯网友关注的焦点。发帖的陈述者为深圳某手机电池厂老板，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他向我们揭示了山寨手机业，这个天堂地狱仅隔一线的创富江湖。

跑路连锁反应

2006年，刘鹏带着2万元钱来到深圳，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华强北会让他在短短几年之内，变成拥有近千万元资产的工厂主，他更没想到的是，今年这轮市场洗牌会来得这么猛烈、持久，甚至让他走到了倾家荡产的边缘。

2010年11月，国务院和国家工商总局要求各地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即“双打”），深圳制定了为期6个月的专项行动方案，并成立了专项行动协调小组。

从2011年1月开始，深圳出动执法人员，开始对华强北商业区手机产品市场进行一波波的突击检查，不少山寨厂商老板因 “走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罪被公安机关拘捕。大运会期间，公安机关对山寨行业的打击愈发严厉，整个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萧条。

事实上，真正令刘鹏陷入困境的，并不是严打，而是大客户的“跑单”。

“现在我有六个大客户都走了，他们每个人至少投资了200万，现在不仅全部亏完了，外面还欠下很多钱。”刘鹏说。

做山寨手机有个行规，就是除了传统的三大配件：主板、液晶屏、摄像头之外，其他的所有零配件，包括电池、外壳、按键、充电器等，都是由手机厂商先欠账拿货，等收回成本后再支付货款。

由于山寨手机老板纷纷被捕、跑单，这些数以万计的下游小厂，很多都面临着陷入倒闭的绝境。

“来深圳做山寨手机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他们只要铺盖一卷就可以回家了，谁也找不到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山寨手机老板跑单了，那么他的下游就必须跑，因为下游还有下游，不跑的话，就会再被自已下游的供货商绑架。这些厂子欠下那么多钱，已经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境地了，倒闭、跑单形成了连锁效应。”他说。

“山寨手机的产业链非常脆弱，现在大家都在盯自己上游的厂家，怕他们跑单，我在看着别人，别人在看我。”刘鹏说。

利润滑坡：从500元到5元

刘鹏今年40岁，虽然是北方人，但他身形瘦小，2008年，靠生产手机万能电池，他在华强北提了第一桶金。2009年是他生意做大的开端，当时他的厂每个月可以生产20万只万能电池，产值近200万元。

“因为电池是万能的，所以有60多个型号，质量不好保证，经销商天天逼着要货，我自己的钱也不够，就到处欠账，最多的时候欠了供应商500多万元，可是要卖这种东西就一定要铺货，高峰的时候，我在全国有1000多个客户。”刘鹏说。

一收到货款，马上就付出去还账，他没有休息、没有过节，甚至3年都没有回过老家。“穿的和民工一样，吃的是5块钱的盒饭，有时候忙得一天都吃不上饭，晚上累得饭还没吃就睡着了，第二天还是如此。”他说。

小企业做山寨，有苦难言。刘鹏透露，做正规牌照手机要入网送检，光是送检一个流程就需花费45天，对于山寨手机这种更新速度非常快的市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每隔45天，80%的山寨机款式已经被市场淘汰。

“一款山寨手机从开始设计，到修改、测试、开模、交货，最短只需要一个半月时间，但是正规手机从研发到上市，一般要1年左右的时间。一年时间，你要是做山寨机，早就死了好几次了。”刘鹏说。

为了争抢市场，这些小企业、小作坊只能拼速度、压成本。

“我的失误主要是大量铺货和产品质量造成的。我知道做加工没有前途，所以一直在做自己的产品，几年下来，产品品质、售后、经营费用、人员的管理都没有跟上。我习惯于一个人作决定，不懂得合作和培养骨干，所以做得很累，虽然想到市场会恶化，但转变得太慢，也没有实力和能力去转型，下定决心去转型的时候，冬天已经来了。”刘鹏说。

2011年成为山寨行业的一个分水岭。在利润最高峰时，每出售一台山寨机利润可达400-500元，而现在，每卖一部山寨机只赚五块钱，卖两部手机还不够在华强北买一个盒饭。

“前几年，华强北的电子产品生意一年成交量达到一两千亿，现在起码少了一半以上，再这样下去还会更少。生意最火的时候，一平方米见方的柜台，最贵可以要到月租金30万，现在华强北到处都是租不出去的柜台。”刘鹏说。

刘鹏的工人也见证了这一衰落的全过程，过去点焊的工钱是一毛五分钱一只，现在只有3分钱，包一个标过去1毛钱，现在变成了5分钱。

尽管工人越来越熟练，动作越来越快，工资却没有增加，更没有机会拿加班费了。“以前一个月最多休两天，晚上经常加班到十点，现在工人们像白领一样按时上下班了。”他说。

每天100个催债电话

2011年10月20号，刘鹏可能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工厂资金链断裂难以为继，他向高利贷贷款50万元。

“月息10%，给我钱时只拿到了45万，5万的利息当时就被扣走了。11月20号，我还不出50万，经过中间人说情，高利贷的人又看了我的房子、车，还有工厂的库存，才答应再延期两个月，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死刑被缓期执行了。”刘鹏说。

虽然能缓两个月，但是高利贷的月息却增加到了12%，11月20号他付清了6万的月利息，12月20号还要再付6万，2012年1月20号就要完全归还本金50万。

按照刘鹏的说法，工厂年前两个月需开支20万，高利贷还要还56万，3张信用卡共需还15万，在剩下的一个月内，如果赚不到90多万，他就真要跳楼了。

“昨晚和一个朋友吃饭，他的数据线厂收摊了，现在每个月亏三十万元以上，他再也撑不住了。工人工资涨、社保涨、房租涨、电费涨，所有的成本都在涨，可是成品价却在下降，而且还不好卖。最后可能喝多了点，虽然他使劲忍着，我看到他眼中的泪，我对他感同身受，真的很艰难，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刘鹏说。

为了收回欠款，很多供应商开始委派专业的追债公司要钱，如果要到了钱，双方再按照三七或四六的占比分成。

“有个追债公司为5000块钱，天天给我打电话，每天至少打100遍，接通了就说一句话，你给还是不给。我的头发四年内白了三分之一，起码有一大半是因为接电话。”刘鹏说。

为了还账，他没有钱再去采购原材料了，原本打算年前上市的新产品也无法推出。一些追债的人粘上了他，如影随形地跟着，导致他连工厂的车间也不敢去了。

发工资日、交房租日、信用卡还款日、房贷还款日、高利贷还款日，还有那些随时随地打进来的要债电话，像是一座座山压在刘鹏的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具体还钱的日子都不敢细想，怕自己想不通做傻事。”刘鹏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人建议刘鹏向银行贷款，有人建议他“走为上策”。

“100万？我连100块都贷不来。”刘鹏说，银行到了年底贷款只会越来越紧，就算再松，钱也到不了像他这样的小企业主手上。

病急乱投医，刘鹏试了好几种融资方案，但都行不通。在深圳，满大街都是小额信贷的广告，这些贷款年利息不超过百分之十五，但最少要一个月才能办理下来，而且最多只能借15万元。“以我三个月的银行流水账来看，这点钱补信用卡的窟窿都不够。”他说。

有人建议他跑路，但仓库里还有四五百万元的存货，外加价值30多万元的设备，“如果我真想跑，把它们变成现钱，连一百万元都不一定拿得到。”他说。

“我有一个做辅料的供应商，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最多时我欠过他五万多块钱，但每次他来，我一说没钱，他就笑呵呵地说，没事没事，你手头松点我再来。我跟他做了三四年生意，我没钱时他也给我货，现在只欠他三万多块钱。过年过节时，他还来我家看我、送我礼物，他自己有三个孩子，根本没挣到什么钱，这么好的人，我能欠他的钱跑吗？”刘鹏说。

据刘鹏回忆，今年的生意之所以这么难做，就在于所有人的手上，好像突然都没钱了。“每人都十万火急、火烧到眉毛了，好像今天不给钱，明天就要死了。”

刘鹏的妹夫在他的家乡，是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妹妹是一名工程师，他曾想过向二人借钱以维系企业，但后来得知，夫妻二人勤俭省下的钱，都被用来购置第二套房产了，“他们都是工薪阶层，害怕以后房价再涨，给孩子买不起房子。”刘鹏说。

他也曾想过找人合资入股，但一直没有成功。“现在的人投资，钱一进来就想发财，但手机行业目前回报低、风险高，很多人都怕拿钱打了水漂。况且做企业，不是投入几万块钱就行的，起码要上百万才够。”

2012年的春节，对于刘鹏来说，注定是个难熬的关口。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自己手中的企业哪怕再小，也是千辛万苦拼搏出来的，就像是他最亲密的孩子，和生命一样重要。坚守下去未必会有希望，但彻底放手就将丧失一切，他会坚持到底。

山寨行业大洗牌

事实上，日薄西山的山寨手机已经很难撑过这个严冬。

深圳市汇百洲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郭锦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在深圳华强北，山寨手机中最低端的“三码机”（直接伪造手机串码的山寨手机）厂商，已由去年冬天的1600家降至约20家。

郭锦炜表示，山寨手机的提货价正在暴跌，过去从厂家400元拿货的手机，现在只要160元左右的低价就能收到，而最低端的原价150元款的山寨手机，目前出货价为70-80元。

“由于山寨手机销量不好，导致了上下游的传导效应，现在传统的山寨三码机已经被市场抛弃，2012年将会有更多的五码机（隐蔽性、欺骗性很高明的山寨手机）厂商倒掉。”他说。

他同时指出，山寨手机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人为地将手机信号、音量等配置调高，甚至远超过国家质量监督部门规定的制造标准，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手机，会对消费者造成很大的辐射危害，因此，他认为山寨机“洗牌”未必是一件坏事。

“对于手机行业来说，2011年是一个大转折的年份，由功能机向智能机转型、由2G向3G网络过渡，电商以及运营商渠道对传统零售渠道的冲击，都在加速这一变革的速度，也对山寨行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在这样的市场形势下，一些传统的2G品牌手机厂商，也面临着转型困难、库存压力大等危机，预计必然会造成持续的连锁反应。”他说。

深圳市资深产业观察人士潘九堂对此表示，山寨手机的没落，原因在于手机市场饱和度过强，甚至供过于求，在毛利润不断下挫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将会被市场淘汰。

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一木则指出，山寨手机只是华强北的一个微小的缩影，事实上，在这里聚集着一个庞大的制造业服务体系，并为中国电子产业提供了一个能够进行自主创新的产业配套环境。“深圳能够诞生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正是根植于这样的产业环境，这也是华强北真正的骄傲所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