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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最卑微之人在深圳也有自由流动和居住权

2012-01-11 01:13:22

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的确是个难题,但要消除流动人口的犯罪现象,不是将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而是需要管理者去创新管理方法,不能轻易剥夺人们的自由居住权。

每经编辑 邓聿文    

邓聿文

笔者在去年深圳大运会前,有感于深圳警方为开好大运会而发起“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将8万所谓高危人员驱除出深圳,以及深圳市住建局出台的所谓敏感时期严禁农民工群体上访讨薪,否则刑拘的规定,写了篇《深圳之死》的文章,批评深圳有关部门的上述做法。一个开放的深圳,是一个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深圳,它不仅要吸收全球的英才去创业发展,而且应有勇气包容那些看似“污泥浊水”的事物。如果深圳背离了这点,将会为自己敲响丧钟。

笔者的拙文虽然文字激烈点,然用意却是好的,但深圳却再次让人们失望。据报道,深圳市政协委员唐泰来为限制外来人口犯罪,在日前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建议设置生存环境壁垒,建立“外来人口间接过滤机制”,包括在衣食行方面适当提高生活成本,以及在“住”这一环节上设置壁垒,通过大力度拆违行动,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让他们“无地可住而不得不离开”。

看了这份提案,说实话,我感到有些沉重,既为那些可能遭“过滤”的弱势者,也为唐委员们。诚然,行批评之事容易,管理一个城市很难,尤其是管理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既要为整个城市创造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和空间,又要做到让所有人满意,管理者即使有三头六臂怕也不能满足要求。从这一角度看,唐委员们是有很大苦衷的。作为一个管理者,唐委员的另一身份是深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其在提案中透露,近几年深圳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总数超过2万人,其中80%左右是外来人口所为,用唐委员的话说,“外来人口犯罪比例在总体上保持高位徘徊”,其犯罪数量和增长速度已成为深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难点,成为大量社会问题的根源。

身为地方父母官,当然不应容忍外来人口的犯罪行为影响深圳的形象,从而保市民一方平安。然而,就算唐委员披露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按照这一数据推算,负有刑事犯罪行为的外来人口也不过1.6万人左右,把这一数字放在深圳全部外来人口中,却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由此也说明,即便多数外来者谋生困难,也是在本分地生活。

这就告诉我们,要打击外来人口的犯罪行为,并非得采用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因为剥夺人们的自由居住和流动权利,看起来似乎能够从源头上治理犯罪现象,却不合乎人道和基本的法治精神和理念。因为它假定每个外来人口都具有犯罪倾向,并通过提高衣食住行的成本,建立“外来人口间接过滤机制”,让他们知难而退,不来深圳谋生。然而,虽然不排除有些人来深圳确奔着犯罪而来,也不排除一些人来后由于生活所迫产生犯罪冲动念头,可如上所述,多数外来人口还是遵法纪、守规矩的。

按理,唐委员是个检察官,与犯罪现象打交道,深知自由之可贵,及法治和人权之价值。可偏偏是这样的政法人士,提出如此馊主意。问题是,并不仅仅是一个唐委员,也不仅仅是一个深圳,这样想,这样做。2010年4月,当时的深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铭在一次座谈会上就表示,要通过中央赋予给深圳的立法特权,将百万无业人员清除出去,否则“深圳没有太平”。北京也出现过身为大学教授的委员建议用提高生活成本的办法来控制首都人口增长。而从唐委员这个提议抄自上海来看,上海或许也有部分法官持如此看法。由此可见,在一些政法官员眼中,所谓法治,不过是用来治老百姓的,限制老百姓的自由和权利。

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的确是个难题,但要消除流动人口的犯罪现象,不是将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而是需要管理者去创新管理方法,不能轻易剥夺人们的自由居住权。事实上,从深圳的发展看,深圳是人口自由迁徙的受益者,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涌来的外来人口,特别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工,成就了今天的深圳。而现在的深圳市民中,又有多少是当初的无业游民和淘金者?所以,不去反馈后来者,反而通过种种办法和手段要驱赶和清理他们,委实不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所为。

有必要再重复这个简单的道理:每个人都有在自己祖国自由居住的权利。深圳是全国人民的深圳,不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深圳,哪怕是最卑微之人,都有在深圳自由流动和居住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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