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蝴蝶效应”嘉兴德尔电器非典型倒下

每经编辑 每经记者 孙嘉夏 发自浙江嘉兴    

每经记者 孙嘉夏 发自浙江嘉兴

一家被认为产品技术领先、订单源源不断的民营企业，何以在面临厂房拆迁之时毫无回旋余地，最终导致企业资产被拍卖？

嘉兴德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德尔电器），由嘉兴秀洲工业园区商会会长李益明掌舵，以外销为主，曾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空气制水冰箱——一款被李益明认为可有效缓解干旱缺水地区人群饮水困难的产品。嘉兴德尔电器每年为之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空气制水机产品如今更新升级至第4代，销往欧美地区的出厂价已达400美元/台。

但是，在嘉兴“退二进三”、发展服务业的思路下，嘉兴德尔电器所在厂区被秀洲工业园区管委会要求拆迁。等待拆迁的过程中，李益明关停了部分冷柜产品生产线，并为此损失了大量现金流。孰料，此举让部分民间借贷者忧心，并起诉至当地法院要求还款。

随后，秀洲工业园区也停止了拆迁协商工作，不再支付拆迁款。嘉兴德尔电器由此被断绝了最后的大额现金来源。

两大冲击之下，这家曾被认为极具前途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与政府的夹缝中，竟再无辗转余地。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12月6日走访现场时发现，盖有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公章的扣押 （查封）物品清单，贴在了嘉兴德尔电器的生产车间内。

市场维艰

12月8日，嘉兴德尔电器部分债权人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寄出了《破产重整申请书》。

过低的偿债比例，是债权人们不满的主要因素之一，“1/10的债务都拿不回来。”有债权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资料显示，嘉兴德尔电器成立于2000年，创立之初主营家用冷柜，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据李益明介绍，“当时是两个股东，注册资金也只有50万元。”

不过，制冷行业的高度竞争与低利润开始倒逼企业转型，李益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有品牌每台的净利最多不超过5%，贴牌的利润更低，每台仅有50元，企业唯有通过跑量才能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苦思出路的李益明将目光瞄准了 “空气制水机”。他说，“9·11事件后，我在去美国的班机上，画出了空气制水机的草图。2003年下半年，产品已经吸引了美国客户来嘉兴考察。而当时，全世界只有以色列生产出了概念机。”

2005年，嘉兴德尔电器在嘉兴组织了规模颇大的产品研讨会，邀请了众多国际代理商、供应商前来考察。“虽然当时产品还不成熟，但与之相关的研发投入已近亿元，包括模具的开发、与供应商之间的协调。我们还专门另辟一个车间，用于空气制水机产品的生产。对于嘉兴德尔电器这样一家中小型企业来说，企业每年的利润基本都投入在了该项目上。”李益明介绍。

然而，到了2008年，嘉兴德尔电器未能躲过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企业年产值在1.1亿元左右，但汇兑上就损失了1000多万元。”李益明说。

另一方面，李益明发现，依循国内市场标准生产的空气制水机，并不被国外市场承认。“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制水机所使用的材质，虽然达到了国内标准，但远不能满足美国‘食品级’的标准，所以主要问题还是基础材料太差。我们只能把产品拿回来，深入解剖后，重新定制。”

这又让嘉兴德尔电器再次耗去了巨额资金。

据李益明称，“当时空气制水机毕竟是第一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便在技术工艺等方面出现一定的瑕疵和缺陷，致使首批出口的空气制水机出现退货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再加上银根紧缩，使嘉兴德尔电器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紧缺现象。”

此时的嘉兴德尔电器，已开始涉足民间借贷，李益明对此的解释是“主要还是为了调头寸”。

但在部分供应商看来，“嘉兴德尔电器自2008年后，就没有真正缓过来。”

遭遇拆迁

“但我心里还是有本账的，”李益明说，“如果拆迁款能够及时到位，根据我的安排，企业完全可以渡过难关。”

李益明得知嘉兴德尔电器所在厂区将要拆迁的消息，是在2010年2月。当时，他还在美国进行商务谈判。回国后，李益明向园区管委会表示，工厂占地94亩，所有的生产设备从拆迁到调试，再到正常生产，耗时太久，在园区所要求的3~6个月的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因此，他要求园区管委会提供临时安置的生产经营场所，并为企业提供置换土地。

“现在土地指标非常紧张。2011年到现在，园区也只拿到40亩新增用地指标，”12月9日，嘉兴秀洲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余仁义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很难满足李益明的要求，对于类似的企业，我们只能逐步满足需求，其间则提供过渡安置费，保证不会影响企业的发展。”

“杯水车薪”的土地指标，显然难以满足李益明的需要。同时，德尔已开始压缩产能，削减订单。“我停掉了几条冷柜产品生产线，准备过渡。”李益明说，由此带来的副作用则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账面严重亏损。

至去年12月底，李益明与园区管委会之间达成了对嘉兴德尔电器老厂区的拆迁协议，并获得约1400余万元的拆迁补偿。但李益明对这一数字并不满意：“协议的工业用地补偿价格仅19.2万元/亩，但本地工业用地挂牌价格已经达到了24万元/亩。”与此同时，双方有关新厂区的拆迁补偿协商仍未有进展。

就在此时，让李益明始料未及的情况发生了。据他称，“2010年时，民间借贷有6000万元左右，6分利、7分利的都有，主要是由于研发费用暂时还没有产出，但投入仍在继续。到工厂拆迁时，不少民间债权人以为企业要拆，且又停了几条生产线，于是纷纷前来要债。”

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拆迁款上。“按照我们自己的评估，这块地的拆迁补偿应在1.5亿元左右。去年8月，管委会副主任梅金明曾口头同意，在工厂搬迁补偿款中的首付比例不少于60%，按照这个数字计算，企业完全可以渡过难关。但最终，这块地的补偿价格被定在8000多万元，首期支付款也从60%变成了不少于20%。”

“（2011年）1月份时，管委会支付了20%，也就是约2150万元拆迁款。本来我的打算是拿到60%的拆迁款，将足以用于搬迁、安置、还债等项目。”李益明说。

当时所得拆迁款远不足以应付债权人的嘉兴德尔电器，发现自己已无力面对“风起云涌”的诉讼潮。嘉兴德尔电器一家供应商位于嘉兴片区的代表告诉记者，“我们是2011年2月份去起诉的，当时起诉已经成了潮流。”

在此之后，法院启动程序，查封嘉兴德尔电器厂房与生产设备，并通知了秀洲工业园区管委会。

管委会方面也随即终止了与嘉兴德尔电器之间的拆迁协商，并加入了诉讼行列。“我们并没有和李益明之间就嘉兴德尔电器新厂区的拆迁工作签署任何协议，这2000多万元并不是拆迁补偿款。我本人也没有承诺先行支付60%的拆迁款，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梅金明说。

余仁义也表示，“管委会之所以同意支付这2000多万元，是由于当初李益明提交了紧急报告，希望管委会方面能施以援手。管委会还为此召开了办公会议，同意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李益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也是为了帮助企业。同时也希望李益明能加速办理老厂区房产证注销等工作。结果上午支付了150万元，下午就收到了法院的通知。”

李益明并不认可管委会方面的上述说法：“政府不可能草率得不签合同，却先支付了款项。”

不堪重负

最后时刻发起诉讼的秀洲区属国资企业浙江科技孵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成了债权人指向的另一焦点。“这家企业发起了诉讼，但法院尚未判决，为何也能参与清偿？这是不是稀释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有债权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记者得到的一份秀洲区法院关于嘉兴德尔电器案件执行款的分配方案显示，公司执行到位款共8181.55万元，其中嘉兴德尔电器持有的浙江禾城农村合作银行的股权拍卖款802万元，银行存款11.55万元，土地使用权、房屋等拍卖款7368万元。“算下来1/10的偿债比例都不到。”多名债权人称。

李益明自己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公司负债2.8395亿元，其中银行欠款1.0227亿元、供应商欠款5673万元、民间借贷1.2495亿元。“仍希望能得到包括政府在内的支持，让企业重整，公司目前还手握大量订单，一旦恢复生产，依旧有望偿清债务。”

根据他的统计，在未计算国内客户的情况下，企业仍拥有加拿大客户价值6000万元的13000台订单、日本客户价值1500万元的6000台订单、制水机客户价值1.1亿元的20000台订单等。他还特别强调，“目前制水机产品已经具备了推向市场的一切条件。”

“我们被拖欠的货款是70万元，主要是电源线产品。”嘉兴德尔电器供货商之一的繁荣电器负责人黄永明告诉记者，之前原本估计嘉兴德尔电器仅土地等资产就价值1.5亿元左右，不存在破产可能，而且制水机项目前景看好，作为供应商，理应没有后顾之忧。但如今看来，嘉兴德尔电器在制水机项目上研发投入资金过于巨大，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但又遭遇拆迁，缺乏政府扶持，才造成如今的局面。”

“如今看来，嘉兴德尔电器资金链断裂的原因，一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过大。由于电器行业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冰箱、冷柜等传统家用电器产品的利润空间日益狭小，在相当程度上逼迫德尔公司不断加大展示柜、特种柜和空气制水机等高端产品的开发，并且自己独家承担了所有的技术研发费用，”李益明说，“另一方面，是受厂区搬迁的影响。嘉兴德尔电器既没能拿到新的地块，也没能收获足以用于搬迁的土地补偿款，这进一步加重了嘉兴德尔电器的资金压力。而介入民间高贷时，原本只想进行资金的周转，但经营费用的直线上升，企业最终不堪重负。”

尽管如此，如今的李益明仍在四处拜访客户，希望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