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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余:深化改革 中国才出得了“乔布斯”

2011-10-14 01:28:00

Default-thumb_head 尹中余

    乔布斯的去世,给中国人留下太多的思考: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为什么就出不来一个乔布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为什么没有出现像苹果、微软这样的企业?

    由于职业原因,笔者长期打交道的对象主要为以下两类企业:一类是做得好、有扩张意愿的好企业;另一类是陷入困境、急需重组的差企业。因此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很多大型企业兴衰的历程以及这些企业高管的切身感受。通过许多案例,笔者认为,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不是偶然的,其中有深刻的制度因素。

企业家有效遴选机制缺失

    第一,中国至今尚未形成有效的企业家产生和遴选机制,国企与民企均如此。

    如何将最合适的人选拔到企业领导岗位上,是决定企业命运的最关键事项。IBM董事会在企业危急时刻大胆启用郭士纳,既实现了IBM的成功转型,也将郭士纳的事业推向成功的巅峰;苹果公司若不及时请回饱受争议的创始人乔布斯,今天这个  “金苹果”早就烂掉了。

    对中国的国企来说,根据企业战略需要选择最合适的领导人,在当前阶段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国企高管一般都是由地方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按照行政程序进行指定。即使对于拥有董事会制度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来说,某些董事会也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只用于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而某些拥有任命权的政府官员,既不懂企业的运作规律,也与被任命企业的利益无直接关联,因此很难在制度层面上保证最合适、最优秀的企业家被选拔为国企高管。

    对于民企来说,虽然不存在政府指定高管的问题,但长期以来恶劣的外部环境,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劣向选择效果:遵纪守法、有理想抱负的人办不了企业或很快破产倒闭,而能够坚持下来的民营企业家,相当一部分是具有一定的投机和冒险性格的,因为对于某些民企来说,不行贿就拿不到订单,不送礼就拿不到贷款,不找关系就拿不到批文。

    这就不难解释在我们身上经常发生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我们痛恨国企效率低下、服务意识差;另一方面我们对民企似乎又很不放心,唯恐上当受骗。我们在上学、就医、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往往首选国企,甚至逆历史潮流的“国进民退”也能获得一部分民众的拥护。其本质就在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让更多的素质高、责任心强的人成为民营企业家。

企业家无法专注经营活动

    第二,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公关和编织关系网方面,无法专注于企业经营。

    由于各级政府掌握太多的行政、司法、资金、土地等资源,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绝大部分问题,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几乎无法解决;部分行业除了需要获得全国性的准入资质以外,还需在各个地方重复办理行政许可或资质认证;医药公司更可怜,他们不仅要“攻下”各地的卫生主管部门,还要拿下各个医院的领导、直至具体开药的医生;此外,一个行业主管部门管理下的企业,很难进入另一个行业主管部门管辖的行业,华为曾经想利用自己拥有的强大核心技术进军铁路信号系统,但最终却无法入门。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的高管,几乎都需要将很多精力放在与政府机构的交往过程中。企业家不仅需要礼节性地陪吃、陪喝,而且还可能需要陪同领导周游世界,及时为他们提供买单服务、还需要妥善安排领导亲属的工作和生活等“大事”。即便如此,我们在现实中仍然可经常发现部分经营业绩相当出色的大企业,在需要政府特别支持时往往是一筹莫展;相反,很多经营业绩不理想的企业高管,却能够与当地的市长、局长称兄道弟。因为这些好企业的高管可能原本就是专业性人才,没有太多的公关天赋;而那些差企业高管疏于企业管理和技术开发,却热衷于搞关系。

    反观美国的微软和苹果等公司,他们之所以能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就发展成为世界级企业,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创始人都属于“一根筋”式的狂热型人物。他们能够长期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专业领域,不需要为公司以外的琐事烦神,从而可以引领自己的企业不断攀登市场制高点,但他们这种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重点在于深化政府职能改革

    第三,金钱化的政商关系导致很多优秀企业家身陷囹圄。

    一个郭京毅腐败窝案不仅让一代商业奇才黄光裕断送了前程,而且牵涉了一大批知名企业的高管。作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早已衣食无忧,本不应该冒着蹲监狱的风险去行贿政府官员,但现实中某些正常的行政审批在没有行贿的情况下几乎就办不成,迫使他们铤而走险。不仅如此,很多贪官还特别讲究面子,芝麻大的事情都要求企业一把手亲自出面,这样行贿的风险就自然落在企业高管身上了。虽然中国的铁路、电信等行业发展速度与规模都是举世无双的,但培养出来的优秀企业数量远比不上因行贿而倒下的企业数量。

    第四,政府监管职能缺位,企业家被迫为之买单。

    虽然三鹿乳业高管对三聚氰胺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如果国家质检部门能够及时将三聚氰胺列入检验目标,则三鹿乳业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一劫难;对食品安全一向警惕的万隆,最终还是被“瘦肉精”事件打击得至今无法恢复元气,但令人不解的是,被全国广大生猪养殖户使用长达十多年的“瘦肉精”,怎么就始终没有进入政府监管部门的法眼?

    自上述两个事件发生以后,国内乳制品企业和肉食品加工企业纷纷开始直接投资上游养殖业,但是,这两个行业与养殖业属性相差甚远,而且养殖业还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风险,直接投资养殖业对于这两个行业的长期发展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可以说,这些企业为政府监管职能的缺失所支付的代价很沉重。

    虽然制约中国企业家成长的因素还能列举出若干,例如僵化的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但以上分析已足以说明政府职能的不合理定位,才是中国出不了乔布斯的最根本原因。因此,中国未来的改革重点,应该在于深化改革政府职能本身,其他领域的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

    目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几乎都陷入债务危机,这为中国弯道超车提供了绝佳机遇,我们需要抓紧时间深化改革,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者系长城证券并购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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