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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10万亿 如何让税负不“痛苦”

2011-09-22 0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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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胡健

话题缘起

    财经杂志《福布斯》每年都在编制和出版“税负痛苦指数”,和其他一些衡量政府负担的指标,为一些企业和个人在全球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提供判断依据。从2000年中国进入《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排名很靠前:2002年排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2009年也排在第二。按照榜单,中国仅排在具有高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尽管并没有新的榜单发布,但个税改革、月饼税和加名税等已经掀起国人关注税负的潮流,《福布斯》榜单也成为支持中国高税负观点的依据。对此,《人民日报》近日刊发大篇幅文章详解中国税负问题,反驳《福布斯》的说法。另一个背景则是,有专家根据目前的数据分析称,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元,因此,结构性减税势在必行,但调整方向仍然略显模糊。

    究竟什么是税负水平?税负痛苦又因何而来?财政收入飚高原因何在?结构性减税又应走向何方?带着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三位经济学家,期冀以民生的视角来解读当下中国的财政收入与支出。

财政收入缘何高经济高增长,也有体制问题

    NBD:目前,股市不太好,通胀也很高,而国家财政收入今年可能突破10万亿大关,为什么财政能够保持如此增长速度?

    倪红日:不能完全按你这样理解,目前我们经济增速在9%以上,对应的财政收入增长还是可以匹配的。通胀也是一个因素,财税增长不同于GDP增长,因为它是按照不可比价格计算的,也就是现价计算,这意味着通胀高,会带动财政收入增幅提高,今年的财政收入增幅就要扣除6%左右的通胀因素。

    当然,税收高增长的背后确实有GDP考核指标的问题,有体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从总量政策上来讲,政府应该率先明确态度,主动调整政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是有税收计划指标的,这个计划指标加上地方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给基层税务人员带来很大压力。我们知道,税收和GDP的合理弹性应该在1%,而我们现在有的年度达到2%,也就是说GDP增长1%,税收要增长2%或者1.5%,显然这是有问题的,而通过行政方式或者政策导向是完全可以控制税收的增长幅度的。

    谢国忠:现在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欲望非常强烈,有很多税收都附在企业身上,还有一些其他收入,比如涉及房地产行业的各项税费。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非常穷,很多办公大楼都很破旧,但是你看现在地方政府的大楼盖得多豪华,钱无疑都是从地方财政中支出的。

    如果究其原因,经济和科技手段逐渐发达可以算是一个重要因素,极端点儿说,如果是在农耕时代,政府想从老百姓手里征税,增加一个税种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征税的点,但现在经济发展后,很多方面政府都可以征税、收费。比如说,烟酒税、有关汽车的各项税费,还有现在炒得非常热的过桥费、过路费,再有就是物流税费,这些都可以成为政府借助垄断资源征税的渠道。

    NBD:中国2010年的GDP是不到40万亿元,如此对比的话,财政收入占GDP总量的四分之一,这个比例是否正常?

    谢国忠:“政府有钱才能把事儿办好”,这是所有国家政府的思路,中国也是这样。问题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大、靠政府经济存活的利益集团,靠政府的投资来赚取利润的公司不在少数,发达国家也不能说税收占GDP的比例就低,但是花钱的方式不一样。以美国为例,如果美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是2万亿美元,可能有1万亿美元就花在了医疗上,教育、退役军人的安抚费等也要几千亿美元,实际花在政府身上的钱就很少。

    中国相对来说就不是这样,更多的服务职能被忽略了,反而政府投资占去很大比例,很多地方政府其实更像是一个变相的公司,是在用财政收入做生意。

    很多发达国家公民的纳税热情非常高,因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很到位,政府将绝大多数财政收入进行了二次分配,相当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只是在政府财政过一下账,便转入国家的医疗等公共服务账户中去了。

税负痛苦因何来财政未透明,老百姓不知情

    NBD:《福布斯》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排在了全球第二,合理吗?

    张斌:《福布斯》的结论有待商榷。“税负痛苦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有几大缺陷:一是指数选取的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实际税率往往比名义税率低;二是最高的边际税率只适用很小比例的纳税人,不能反映一国居民的总体税负状况;三是简单相加的假设前提是对每个税种赋予同等的权重,而这一假设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国际上并没有税负痛苦指数的说法,一般衡量一国税负高低,通常以“宏观税负”来考察,即一国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表示。《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这把尺子本身不合理,以这把尺子量出来的数据结论自然是不科学的。

    目前国内研究者将中国宏观税负指标分为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小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中国税收收入59521.59亿元,按照2009年GDP最终核实数340903亿元计算,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7.46%;中口径宏观税负,指一般预算收入,即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为68518.3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0.1%;大口径宏观税负,指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根据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2009年,全部政府收入合计约为107036.7亿元,大口径宏观税负约为31.4%。

    NBD:如果按照大口径来算的话,31.4%的水平也算不低了吧?

    张斌:只能算中等偏高,与日本、美国的税负水平差不多,但是要比英国、法国以及一些北欧国家要低。统计税负口径一致非常重要,如果按照31.4%的税负水平来理解,政府收入主要来源除税收收入外,还要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和土地出让金等部分,一般人都认为其他国家政府收入主要就是税收收入,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将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等纳入税收部分的,但中国不是这样。此外,土地出让金这类收入并不具有持续性,可能今年很高,明年就很低了,我要说的是,即便将这些全部算在税负标准内,我们国家的税负依然不是很高,只能算是中等偏上水平。

    NBD:但是老百姓感觉税负还是比较重的,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全世界税负最高的。

    张斌:目前没有足够的依据判断,究竟多高的税负水平是合适的。比如,有些北欧国家宏观税负达到50%,但由于高福利,民众对高税负并没有太多意见。中国一些人之所以感觉税负较重,可能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现阶段非税收入比重较高,政府收入的形式有待进一步规范,这需要我们进行财政收入结构的调整;二是税负分布不均衡,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相对较重,直白地说,就是间接税太高,日常消费中老百姓就缴纳了很多税款;三是政府预算的透明度较低,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效益与公众希望的理想状态还有距离,应该更多的将支出倾向民生。

    谢国忠:减轻百姓税负应该缩减政府开支,中国现在投资已经过了头儿,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摆脱了控制,不仅利用手里的钱投资,还要利用融资平台借钱投资,这些已经为经济发展埋下地雷。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国家发展经济还是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另外就是财政的透明化,百姓需要切实把监督权力握在手里,比如地方政府花钱时候要举办投资听证,让百姓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花了多少,合理还是不合理。

结构减税路何在提高直接税,适当降间接税

    NBD:税收制度应如何调整?

    倪红日:我并不完全同意减少税收实际金额的减税方法。应该在稳定总额的同时调整结构,灵活根据短期的变化进行适时的微调。

    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现在并不是很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到2008年这个比重在18.03%。但这是仅就税收来讲,还有一些政府收入或者收费并没有完全统计在内。既然我们要考虑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就应该把政府的收入全算在内,我计算的结果是,这个比例大概在33.36%,就是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拿走了三分之一还要多。我个人认为,这个比重最起码在“十二五”期间应该稳定,不能够再增长了。因为自1994年到2008年,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年增速大概为0.5%~0.7%,如果不控制增速,再过五到十年,税收占GDP的比重会提高三至五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政府还要从国民收入蛋糕中多切一块。

    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目标是提高  “两个比重”——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十多年来,这两个都落实了;今后应明确结束“提高两个比重”的进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财政支出需要保证对结构调整的支持,尤其是增加对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政策支持,以及增加民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的需要,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不宜在现有基础上降低,所以应该实行稳定比重的税收政策取向。

    NBD:看来结构性减税应侧重于税种的增减变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倪红日:比如,逐步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之间的结构。根据研究资料,目前我国的税制体系依然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比例大体在3.5∶6.5~3∶7之间。这样的税制体系结构可能更有利于征收管理,但是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所以,如果今后需要增加直接税税负时,可以考虑适当降低间接税的税负水平。

    此外就是调整环境保护税与非环境保护税收之间的结构。环境保护税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税种,而是包括能够直接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一些税种,例如汽油税、对机动车的征税、污染税等。为了稳定宏观税负,在增加环境保护税收的同时,要适当降低非环境保护税收的税负,尤其对于发展新能源的产业需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谢国忠:减税方面,我认为应该最先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下手,中国中产人群才刚刚有所起色,没必要对他们征收过多的个税,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应该下调至25%,中国有很多富人是不缴纳个税的,按照45%标准缴纳个税的人很少,税率过高就给人钻空子的空间,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定那么高。

    我们国家现在的增值税是17%,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很高的税率,我认为降到12%,和欧洲一样,这才比较符合中国的发展现状,能够增强企业的发展动力。

    结束语:由于国情不同,对于税负高低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中国税负并非《福布斯》榜单说的那样夸张,但百姓自身税负感觉可谓是冷暖自知。令人欣慰的是,结构性减税蛋糕已经开切,个税起征点上调便是实例,我们也希望在间接税逐步减少等税收结构性手术之后,百姓确实能少缴些税,买东西也便宜些。谢谢三位专家。

  对话记者胡健  对话嘉宾倪红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斌  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谢国忠  独立经济学家如需转载请与《每日经济新闻》报社联系。未经《每日经济新闻》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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