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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不断宽松 中国还要紧缩吗?

2011-09-08 01: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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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陈舒扬  杨芮

话题缘起

    9月6日,数百万意大利工会联盟成员展开为期一天的罢工示威行动,抗议政府提出的紧缩财政政策。同一天,深受欧债危机困扰的西班牙人,也走上街头抗议财政紧缩。而由于欧债危机再度发酵,欧美股市6日继续普遍下跌。

    9月中下旬,欧债违约预期越来越强烈,面对可能袭来的新一轮冲击波,国际投资者不得不再次绷紧神经。而为了应对新一轮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多个国家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巴西于8月31日宣布降息的举措就引发全球关注。而在更早前,越南已经率先降息。业界人士分析认为,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分化,部分国家开始由紧转松。

    然而,由于通胀压力巨大,目前中国的调控政策仍然看不到放松的迹象。在全球许多国家再度宽松货币、全球经济危机爆发风险加大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还能  “扛”多久?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中国,现行货币政策还能“扛”多久?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在什么时候微调?近期,中国央行将金融机构的保证金存款等纳入准备金缴存的范围,降低了上调存准率的可能性,这是不是宽松的迹象?就以上问题,《每日经济新闻》邀请三位学者“问诊中国经济”。

减少垄断  经济增长可持续

    NBD:世行行长佐利克9月5日指出,中国是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为此,中国必须推动国内需求、减少储蓄和增加消费,以实现经济再平衡。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多年来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相对于投资、外贸,消费一直是一个稳定的变量,三位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冯兴元:实际上,佐利克的观点和奥巴马政府的观点是一致的,所谓的平衡贸易,即中国减少出口,人民币升值。而双赢的最大利益在于更自由的贸易,如美国在保险、金融、服务、通讯等方面扩大出口,中国也应该是大进口和大出口。只要外汇均由企业自己支配,而非国家垄断收购,贸易就总是平衡的。

    毛寿龙:我赞同冯教授的观点。从国际因素层面,对中国经济策略来说,其有效性实际上是基于美国、金砖国家等遏制中国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当贸易保护政策盛行时,就需要中国国内需求增加、消费增加,中国的确长年存在高税收、高投资的现象,中国需要在国内有作为,这没错。但是,佐利克的理念是不对的,一方面把全球经济变成了国别经济,把需求、储蓄、消费、投资都作为地区和区域性概念,这必然错误;另一方面,需求、储蓄、投资以及消费都是个体行为。中国消费的总体稳定,说明经济还比较健康,我们不能为了宏观经济的需要而改变个人的消费倾向。

    王建勋:对于这个问题要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首先,无论是佐利克看待经济的方式,还是世界上众多国家看待和运作经济的方式,都仍是一种计划思维,他们将经济视为一个可设计和安排的系统。实际上,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是无法人为推动消费者需求、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的。消费者会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约束条件来做个体决定,无需宏观调控来推动需求或者减少储蓄。理论上来讲,宏观调控是不可能搜集到个体信息的,而市场因素是不可控的。

    其次,佐利克所言有一点我赞同,即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但其给出的解决方法却是错误的。要解决最根本性的问题,就要对产权进行严格保护,对契约进行规范,同时保持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第三,就是要减少垄断,搞活民营经济。最近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垄断企业的经济效率是非常低下的,要解决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应该从打破垄断入手。

    NBD:温家宝总理近日撰文强调稳定物价,冯老师提到通胀不是问题而是表象,通胀后面的问题才是问题,能否详细说说?

    冯兴元:我认为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是通胀究竟是如何引发的?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货币现象;另外一种认为是结构性、输入性通胀。实际上,通胀表明追逐产品的货币是增加的,反映出来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货币供应量过剩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对于货币供应量要有调节,但实际上货币政策鞭长莫及。因为其途径并非减少基础货币,而是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等,虽然这也是达到调控目标的方式,但实际上这是反规则的,是不断地在惩罚市场主体。若各种投资渠道畅通,自由贸易放开,通胀会得到极大缓解。

    毛寿龙:中国的通胀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最近一次通胀与劳动力工资的增长有关,我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是必须要提高的,这也是劳动价值提高的表现;其次就是和CPI相关的产业发展有关,如农产品行业,现在正走出基本品,质量在提高,而与CPI相关的产业升级就会体现在物价上;第三是资源升值,市场需求提升时价格就会提升,这也正常;最后一点是通胀作为货币现象和资金价格较低相关度很高。

    王建勋:补充一点,通胀也是过多不恰当的干预,破坏了市场预期所致。比如不断干预猪肉价格,比如限购,本来是想降低房价,但长远来讲,房价显然是会上涨的,还未达到目标就先有了副作用,一个副作用就是房租的上升,加剧了真实的通胀。

微调政策  货币年底或放松

    NBD:8月31日巴西宣布降息,此前,土耳其央行8月4日率先把利率降至5.75%的空前新低,墨西哥已表示可能调降借贷成本,俄罗斯也有大幅降息的条件。新兴经济体已经出现宽松货币现象,中国政府会在年内放松货币吗?

    冯兴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看到美欧经济不景气,选择降息是有道理的。而对中国而言,到年底会有大量的现金需求,比如说发奖金;中国是一个现金持有量较大的国家,年底经济活动会减少,消费活动会增多,年终货币放松也是有利的,到年终放松一点是可能的。

    毛寿龙:CPI并非经济指数,而是政治指数,比如,美国CPI涨幅在5%以上,就可能会出现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容忍度的问题。但现在很多国家的CPI涨幅已到了两位数,并未出现政治问题,政治依然稳定。因此,这些国家放松货币政策,实现就业,是有道理的。中国也极有可能放松货币。

    王建勋:经济形势可能发生各种变化,宏观政策也可能随时变化和调整。经济政策很多时候是政治问题,比如工资的问题,是市场定价的,而不是人为来定价。西方有最低工资制,中国很多学者就倡议中国也应该有,但是学习福利国家是不可取的。

    NBD:对当下的中国经济来说,紧缩政策损害最大的是哪一方?市场上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目前乱象丛生,并呼吁政策微调,如何看这个问题?

    毛寿龙:货币紧缩其实对有实力、自有资金充足的企业影响较小。受影响的是有很好项目、又得到短期贷款额度的企业或项目,比如有些“过桥贷”,中间要还一次才能得到二次贷款,这些贷款本来对经济很有好处,但是一紧缩资金链就断了,甚至出现一些银行收回还款后不再贷款的情形,这批企业就是货币紧缩的直接受害者。

    至于高铁和其他一些一直亏损的项目,他们可能通过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对他们影响不大。比如地方融资平台会想方设法规避紧缩政策,很多地方利用未来的土地申请很多贷款,但这些土地拍卖价格没有去年或今年上半年高,所以是不可持续的,可能很快就还不起,现在出让土地收入下降了一半。

    对于钢铁、电力等有配额的限制行业,紧缩政策也会挤掉一批项目。比如需要发展的时候就让你大力发展,不需要的时候就通过环评等行政审批权控制数量。

    冯兴元:上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把钱放给国企大型政府项目,中小企业受损;现在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受损的也是中小企业。以前一松、现在一紧,受害的都是中小企业。

    业内把中国经济改革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2003年之前,市场经济的原则慢慢树立,市场经济规则意识慢慢强化;第二阶段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更多强调民生原则,而市场原则很少提到,市场经济的原则被破坏,市场规则取向意识也被破坏。

    金融市场的“乱”是信贷紧缩的结果,在市场经济国家,信贷政策是银行政策,不是政府政策,银行应该为发放贷款负责,企业为还本付息负责,我国的情况是,接二连三由发改委牵头、银监会和央行联手,出台信贷政策指引。对金融市场,政府监管要归位,政府应进行跟进性的监管,金融机构有创新,创新首先应被假定是合理的,而如果或可能出现问题,政府监管才要跟进;而不是先假定它是违法的,需要一个个得到批准。哪怕说银行资金流出来进入民间借贷,那也是提供金融服务,否则一部分人的金融服务没法得到满足。民间借贷、民间资本的运作越发达越好,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只要资金能够流到需要的地方,整个经济体的经脉就是通的,也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了。

发展经济  中国空间还很大

    NBD:一些经济学者建议以人民币升值来治理通胀和资产泡沫,可行吗?

    毛寿龙:在关税很高的情况下,除了大宗产品以外,高档产品对CPI不会有大的影响。通过升值治理资产泡沫,逻辑上是人民币升值,让大家去买美元。实际上,由于目前人民币资产换成美元、外币资产有很大的配额限制,这个空间还不至于影响物价。中国人出国也有很大的限制,出国买美元资产和消费还是有很大障碍。

    冯兴元:我的建议是放开有管制的浮动汇率空间,至于升值不升值,这是一个结果。

    王建勋:我认为这是无效的,不可能解决问题。

    NBD:我们这个访谈的大主题是“问诊中国经济”,当下最受市场关注的问题似乎是增长速度能保持多快,而世行行长佐利克也提到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

    冯兴元:短期内,主要是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一旦压制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调控,否则地方政府就不干了;到年终的时候,货币上有一定的放松也是可能的。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以前我们提“经济建设”,现在提  “经济和社会发展”,从目前来看,我们有三分之二的国土还是欠发展的,有很大的城镇化的空间。目前中国的特点是单中心结构,资源集中在城市,特别大城市,我们30年来发展的主要是东部地区,还有省会城市和省会城市下面的次级中心。如果经济政策还是一个宽松的环境的话,持续高增长是没问题的,但中国现在处在中等收入的陷阱内,释放生产力的途径还是减少管制、减少税费。

    另外,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报告,国企利润很大,但很少支付资源的价格和成本,包括金融、土地,还得到很多补贴,所有这些加起来大于盈利,资金利润率是负的。这样看的话,中国的生产力释放空间是很大的,所以国进民退问题要解决。

    毛寿龙:所谓的硬着陆是要通过宏观调控把经济稳下来,实际上,对经济来说不存在硬着陆或软着陆。

    以游泳池作比,我们知道游泳池很浅的话,游起来是很费劲的,但深水池就不一样,深水池意味着消费者众多,决策者众多,水浅意味着决策者很少,每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水分子的振动,如果有人拿着“海浪制造机”推水,就没法游了。

    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要深水池、浅水池,还是沙滩,一个很自由的经济体,硬着陆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之前我们的增长是低质量的高速度增长,佐利克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从“中等收入陷阱”走出来,需要成熟的消费者和投资者,要形成高质量的增长,现在在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等方面,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王建勋:事先设定好经济增长目标是典型的计划思维方式,因为经济会受到众多未知因素的影响。经济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不确定性,组织和个体会根据不确定性来进行自我调节。但若事先规定好目标,如遇不确定因素,仍然追逐原有目标,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持续这样先入为主的方式和政策,可以预言未来几年,中国会爆发经济危机。通胀达到一定程度会诱发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还是要减少政府干预行为,同时让民营经济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对话记者陈舒扬  杨芮对话嘉宾冯兴元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如需转载请与《每日经济新闻》报社联系。未经《每日经济新闻》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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