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文人看主流情绪与主流价值的对抗

李新江
 

　　一、

　　戊戌六君子是后来主流价值观可以认同的最早的开明就义者，书生意气，侠客柔情，都赋予六名已经亡去的先贤以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慈禧太后政变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等诸多国学大师，在后来五十年里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秩序，牺牲者也成为开明政治第一次为颠覆独裁统治支付的血腥代价。

　　清王朝打从入关一直致力于满汉一家的策略，成就了中华近代一波鼎盛的繁荣，不过发展到二百多年以后，根深蒂固的祖宗宗法又像幽灵一般出来作祟。这是中国几千年朝代更迭的规律，极度荣耀的兴盛过后，给后人带来强大的执政束缚，一有变动即被人用前辈圣君之思想予以指责，王朝的法人代表自然而然走向不敢图变的道路。

　　在这种转变完成之后，君王其实等同于丧失了立法权，维新变法之时，光绪帝已经离这个权力遥不可及。祖宗传下来的模版成为不容置疑的标杆，谋变等同于否等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是君王层面的游戏规则。从这个角度上讲，咸丰帝一直到末代帝王溥仪，在此期间的帝王仅仅享有人事权限、财务支配权和司法权。

　　帝王的权限限制也就决定了维新党人的命运，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均被光绪帝委以帝师，可出入宫闱参议政事，这还在游戏规则之内，帝王尚且拥有宠幸臣子的自由。随着维新党人权势壮大，行西方之法，兴西方之学，这俨然已经不是皇帝可以驾驭的课题，他们的敌人已经成为曾叱咤风云的祖宗贤君，是康熙爷、乾隆爷留下来的旧体制。

　　守卫祖宗之说，也就占据了舆论制高点，这是当时的执政者的游戏规则，也是一切合法性的源头，甚至光绪的帝位，在强大的执政机器面前都显得那般无力，康梁谭的维新运动也就只能匆匆落败而去。

　　其中有个小的插曲，是谭嗣同请求拥有劲旅新军的袁世凯支援，对慈禧太后进行囚禁。如果这一条路走通，就已经是军变，像极推倒一切重来的革命，而不再是君主立宪路子。如果这般，光绪帝哪天不听话，照样会被程序化地拉下台，君权只是谋求病变合法性的理由，从而丧失了合法性的本源——神性。

　　在当时的游戏规则下，袁世凯是否有实力维系一场得以善终的军变尚不可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有可能扩大成安史之乱，为首者最终被翦除，得意的各地枭雄拥兵自重。袁世凯虽出身军旅却深受儒学熏陶，这个道理他怎么不知道，这也是封建王朝断气之前的游戏规则之一了。

　　剩下的就只是行祖宗之法的慈禧太后，她动用司法手段拟定维新党的罪状，然后希望将维新党人全部铲除以儆效尤。

　　二、

　　戊戌六君子维新变法失败遭斩首时，清政府已经在士子的处置上不再有如此大的权限，地域上与清官无权过问的英法日俄租界，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儒家士子朋党风盛行，而且权势俨然不在八旗的达官贵胄之下。而且在当时，即使王权内部也出现很大的分化，一切决定只能在各方利益博弈下进行，到了公文出具之后的执行阶段，明显又要大打折扣，不想死的很可能就可以通过种种手段躲开清廷的司法追责。

　　二百年前的故事又是另一般光景，若放在雍正当权时，维新党人恐怕起码是凌迟处死，凡有所涉及，或斩首示众或发配给披甲人为奴。

　　《清稗类抄》里有个故事，查嗣庭在江西做考官时，出过一道文题，“维民所止”，源于《诗经•商倾•玄鸟》，因为维、止二字恰好是雍正去头，全家遭到逮捕查办，后来受尽折磨含冤死于狱中，尸体竟也遭到戮尸。一同受过的儿子惨死于众，族人遭到流放。在这个故事中还涉及到查嗣庭哥哥查慎行，这位五岁能诗，六岁通声韵工属对的东南诗坛领袖，也因为家长失教，被逮捕入京，放归后不久辞世。

　　查慎行和查嗣庭是金庸的始祖，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的回目，用得都是查慎行的诗句。在雍正旨意下达之后，查慎行带着族人从浙江海宁辗转入京待刑，当时的场景是何等的凄凉，尤其是对于一名情操孤傲的诗人。

　　当时也是查氏最为繁盛的时期，“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后来金庸出生之地，正是祖辈开枝散叶享受过最大荣誉的浙江海宁。

　　夜深人静，我们去揣度备受凌辱的早清文人，他们似乎和铁肩担道义离得很远。那些遭到法办的，在历史典籍中呈现出来的总是缺乏一种正义凛然的气魄，想一下这确实也是自然，动不动满门抄斩，使得那份对正义的担当，无疑全都变成了对亲人遇害的惭愧，死得远没有戊戌六君子一般惊天地泣鬼神。

　　从雍正帝时期年羹尧案演绎的多门绝户，甚至有地方传出屠城之说，民心惶惶，庙堂之上人人自危；到戊戌六君子英勇赴死，同样是当权的王朝对士人大开杀戒，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历史色调，前者的屈辱让人悲恸，后者的亡去却让人感慨于意气。

　　与早一些的顾炎武相比，查慎行已经是彻底归附于清廷之人，并因为清廷律法而战战兢兢。如果不是彻底的臣服，在雍正诏书到达海宁带领家人入京待罪时，那般辗转反侧的路上，应该足可以发生些许故事流传下来。

　　早在公元1702年，康熙帝东巡，大学士陈廷敬等举荐，查慎行随招进京入直南书房，第二年赐进士出身，特授翰林院编修，并多次随驾巡游塞外，深得康熙器重。也正是这一器重，最终在雍正皇帝处理查嗣庭案件之时，念及端谨，放归故里，没有招致更惨痛的惩罚。

　　三、

　　与戊戌六君子相比，早些年间心性高傲的文人士子何以流落成不节之人？

　　这或许跟南明朝廷衰败已久有关系，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庄氏史案令当时江浙的士子书生心有余悸，那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戮，最终表现在纸端得以流传的，竟然没有敢指责清廷的言论。

　　故事始于清顺治年间，南浔富户庄廷龙购得明大学士、首辅朱国桢生前的部分明史稿后，聘请了一批江浙学者，对尚未刊刻的《明史概。诸臣列传》等稿本进行重编，增补了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辑成《明书辑略》。其中对清廷多有谤言，后遭人举报，康熙帝震怒，包括参与此书写序、校阅、卖书、刻字、印刷的人，甚至购买该书的人，以及一些涉及地方官吏共有70余人被处死，被流放的家属达数百人，最多时收监人犯达两千余人。

　　从此以往，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踩踏红线难免遭到杀戮，也成为既定的游戏规则。士子难免不被案件残酷心惊胆战，尤其是像查氏在地方上颇有影响力的大门大户，一旦涉及相仿的案件被株连的何止数十上百。

　　顺治到乾隆四代君王对于士子是杀戮和拉拢两手都硬的策略，王朝中兴之时，有很大的财力物力足以用来拉拢贤达，而在杀戮之后，士子文人在强大的皇权面前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物质生活的富庶以及愚民教育的迅速开展，也使得这种杀戮被裹上合法的外衣，民间缺乏反对主流价值的情绪。

　　当时清廷的一系列措施成为后来多个集权政府借鉴并且发扬的治国之术。早在顺治四年，因为民间书籍坊刻常有不书顺治年号的，当事者常被法办流放甚至斩杀，后清廷推出政令，“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也是出版审查制度的始祖，绝了新作品涉及不满朝堂的路子。

　　后来乾隆帝编撰《四库全书》，在四处搜集古籍之时，选择性的保留编撰，对稍有反清言论或不受清廷重视的书籍予以毁灭，造成了大量与清廷主流价值不符的书籍损灭，造成了中国文化史的一次浩劫，其中遭到焚灭的就有明朝遗老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正好明末东瀛人垂涎中华的文化财物，这本书最终在海外得以保存。

　　后来国内绝迹而在日本寻得的还有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略》等，期间被毁坏再没有踪迹的更是数不胜数。

　　这一场规模浩大的文集焚毁持续数年耗资巨大，乾隆帝为了寻找一切古籍也是煞费苦心。时处当时的文人士子或藏有古藉的富家儒商，恐怕难以料及在皇帝和颜悦色的纳“才学之述”后，这些故人思想再无缘与世人面见。

　　当时查慎行早已亡去，“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成为这一门致力于儒学的动力，这一门从此一直没有静寂下来，读书考取功名，仍不乏有人上达庭堂。

　　四、

　　在随后几乎所有的文人达士的成长履历中，我们再无法看到一个“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浪漫主义文人，文人的成败与否已经不尽然取决于文艺修养，更多来自主流价值的认可。毕竟一朝获罪，可能留有名字的支行片语都会被损毁殆尽，查嗣庭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文字狱牵连，这个曾被认为极富才华的士人的一切故事，只能留给后人的揣测猜度。

　　查慎行因为得到了帝王的器重，他的作品流传下来不少，仍然可以有缘阅读那份反抗情绪初失时文人的精神情怀。想了解更早一些文人心声的，可以读之前的顾炎武，那份在诗歌里面暗藏的含蓄而坚定的反抗意志，汉族朝堂被取而代之给极具优越感的文人带来的伤害。

　　清王朝的主流价值观一步步的渗入，毫无知觉，或者有所直觉下并未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当时极具盛名的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和姚鼐，系师徒孙三代人，正好能把当时文人的脉络展现得一清二白。

　　方苞学成于康熙末年，因为《南山集》作序被株连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后来被营救出狱后，则痛定思痛，做皇家的近身辞臣。

　　到了刘大櫆盛名之时，已经是乾隆年间，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颂德、妆点“盛世”，也不多指斥时政、揭露现实黑暗。

　　师徒两人的转变正好反映出当时王朝推广“主流价值”之时，第一代人的切肤之痛绝了心性，到第二代人的心仍有虑不屑顾及，及至第三代徒孙姚鼐盛名，已经将文本功夫发挥到极致，自然而然的与清廷亲昵。文人那时候能做的无非仅仅是雕词琢句，当然姚鼐不止于此，不过这种文风转变不能不令人唏嘘。

　　方苞与查慎行是同一时代的人，传说查慎行劝方苞切勿作诗，不如专攻古文。查慎行死后，方苞为查慎行的墓志时，此节只字不题，反而对查以诗名世曲笔讥刺，这一点也让后人指责不少。

　　经过一系列的大部制改革之后，清王朝在衰败之前，已经将反抗的言论“前绝古人，后绝来者”，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满清统治汉人的合法且和睦的气氛之中，这一秩序一直维系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清朝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