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查报道的一些经验

　　2011年开始不久，我主要做了两个调查，一是针对那达慕会场倒塌事故，在鄂尔多斯调查了数天，另外在华北特旱区域，对于200年未遇的旱灾给予了力所能及的记录。

　　其实类似的这些选题，自己只是“不带好恶、不知畏惧”地去做，在此谈论一些调查经验，委实有点诚惶诚恐，可能更多的时候因人而异、因题而异。

　　在冗繁的、如潮的信息中，如何选择的难度远远大于获取信息的难度，受制于媒体的属性或者价值观的迥异，受众在新闻纸上消费的产品，很多都是过滤过的。

　　那么选择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可以在制度的某些方面有所建构的题，最好不过，但并不易。我以为，能够推动公共利益、能够揭示时代本质、能够引发足够读者共鸣的题，可做。

　　当然作为记者，得兀自明白报道的边界在何处，在舆论环境越发逼仄的当下，一如既往地坚持新闻本身，坚持报道的“安全性”，抑或保持“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气节恕难珍贵。

　　某一事件发生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检索资料，成为调查的首道工序，这样为实地调查提供许多的可能和角度，同时可以防止与采访对象当面“过招”时遗漏某些关键点。

　　另外与当地媒体同行及时取得联系，了解动向，可以在事发县市的贴吧内，关注网友发布的及时信息，或者发帖询问等等，一些吉光片羽的信息，能为报道方向把脉。

　　作为日报，很难在数个小时内作出“深度”，那么可采取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关于新闻报道的三个层次，首先做出事实性报道，其后进一步挖掘表象背后实质的调查性报道，最后解释性和分析性结合逼近真相。

　　囿于出版日期的特殊性，于是很多事件只能先做直击，其后寻找制度落点。那么具体到实地，与同行的配合和交流非常关键，一方面可以相互合作突破现场封锁，一方面能够弥合双方获得信息的不足（当然自己得有所保留）。

　　接下来，尽可能地去寻找某一事件当中利益的受损方，先从此着手，会扯出一串先前没曾预设到的线索，这比接触利益“眷顾”方，好处在于受损方更愿意以积极的姿态提供信息。

　　此次在鄂尔多斯采访，那天夜色早已包裹了整个草原，在事故大门口一盏亮着灯的屋子，我和《财经》的记者抹黑进入，恰好遇到了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监管方负责人，他看见我们，第一句话是，“我有苦衷”，其后他的讲述，给报道带来了重大转机。

　　当然其后对于单方信源的佐证至关重要，为了报道的平衡性，需要去找与之有关的各个主体。与我而言，这点颇耗心力，没有记者证、没有介绍信，采访官员，需要花很长时间跟他们建立信任感和接纳感。

　　一直觉得，记者该需有个像素还可以的手机，进入某些官员办公室，拍下压在玻璃板下或者贴在墙上的联系方式，对采访非常受用，另外直接找到具体的职能部门，而非宣传部门，职能部门中先找一把手等等。

　　这些都是纯粹个人的细碎体悟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获取信息的方式，做调查的确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对于我这个有些慢热型的人来说，每次调查的突破都能让我亢奋许久。

　　但我承认，每次出去所做的稿子总有遗憾，尽管尽力去做了，有些稿子在自己看来还是不忍卒读，惴惴不安，于是内心还是给自己给着足够的压力，让新闻的遗憾渐渐消弭，告别作品的青涩。